圖表：表5：2005—2018年因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而被撤銷的部分中資海外並購交易新華社發

　　美國新立法進一步加強外資安全審查。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賦予了外國投資委員會更大審查權，包括擴大受管轄交易范圍、擴充人員編制、引入『特別關注國』概念、增加考慮審查因素等，投資審查收緊趨勢明顯。其中，特別要求美國商務部在2026年前每兩年提交一份關於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情況的分析報告。

　　　(三)提供大量補貼，扭曲市場競爭

　　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對部分產業和企業提供大量補貼、救助和優惠貸款，這些補貼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的公平競爭。根據美國補貼監控組織『好工作優先』統計，2000-201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以撥款、稅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業補貼了680億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獲得的補貼佔總額的67%。同一時期，美國聯邦機構向私人部門提供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貸款擔保和救助援助。享受美國政府補貼的行業十分廣泛，在列入統計的49個行業中，汽車、航空航天和軍工、電氣和電子設備、油氣、金融服務、化工、金屬、零售、信息技術等均在前列。美國州和地方政府也給予了企業大量補貼。由於州政府在補貼方面基本不受聯邦政府的管轄，其補貼方式及金額透明度低，具有較大隱蔽性，實際補貼額遠高於其披露數額。

　　在航空領域，美國波音公司2000年以來獲得聯邦和州(地方)政府的定向補貼金額145億美元；2011年以來獲得來自各級政府的貸款、債券融資、風險投資、貸款擔保、救助等737億美元(專欄5)。

　　圖表：專欄5歐盟訴美國民用飛機補貼案新華社發

　　在汽車行業，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均有對汽車的扶持政策，並向大型汽車企業提供巨額救助和變相補貼。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在『不良資產援助計劃』下設立『汽車產業資助計劃』(AIFP)，為大型汽車企業提供了近800億美元的資金救助。2007年，美國能源部依據《2007年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第136條款制定了『先進技術汽車制造貸款項目』，美國國會對該項目的授權貸款總額達到250億美元。特斯拉公司自2000年以來得到美國聯邦和州(地方)政府超過35億美元的補貼。

　　在計算機和半導體制造領域，美國事實上早就在執行由政府引導的產業政策。上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對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撥款10億美元，以創造具有『超前競爭性』的技術，保持美國技術領先地位，避免過度依賴外國供應商。苹果公司研發的幾乎所有產品，包括鼠標、顯示器、操作系統、觸摸屏等，都得到了美國政府部門的支持，甚至有些直接萌芽於政府實驗室。

　　在軍工領域，美國對軍工企業提供了包括稅收優惠、貸款擔保、采購承諾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對瀕臨破產的大型軍工企業提供臨時性政府貸款、企業重組基金、破產保護、過渡基金和債務減免等優惠政策。《2014年美國國防生產法案》規定，『總統可授權擔保機構向私營機構提供貸款擔保，以資助該擔保機構認定的，對建立、維護、擴大、保護或恢復國防所需生產或服務至關重要的任何軍工承包商、分包商、關鍵基礎設施或其他國防生產供應商等』。2016年，全球最大的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獲得康涅狄格州2億美元資金支持。

　　在農業領域，美國長期對農業實施高額財政補貼政策，世界上絕大多數農業補貼政策均起源於美國。根據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果，美國可在191億美元的補貼上限內對各單項產品提供『黃箱』補貼。憑借雄厚的財力和充裕的補貼空間，美國對其大量出口的農產品提供了高額補貼。這些補貼影響了世界農產品的公平競爭，多次遭到相關國家挑戰，巴西與美國之間歷時12年之久的陸地棉補貼案就是典型代表。2014年，美國對農業補貼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以『價格損失保障計劃』和『農業風險保障計劃』替代原有的『反周期支付』等直接補貼計劃，但仍與價格掛鉤，『黃箱』補貼的性質並未變化，而支持水平卻持續增加。美國農業部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格勞勃等指出，這兩種保障計劃設定的參考價格均高於過去的目標價格，實際是提高了補貼支持水平。美國國會研究局的測算表明，兩項保障計劃2015年和2016年支出分別為101億美元和109億美元，而且2016-2017年度支持水平超出了2014年新法案出臺前的水平。其中，對各單項產品支持的總金額接近150億美元，為近10年的最高水平。此外，美國還通過各類信用擔保計劃促進農產品出口，並通過各類非緊急糧食援助計劃將大量過剩農產品轉移到國外，導致了嚴重的商業替代，對受援國當地農產品市場造成嚴重乾擾，侵害了其他農產品出口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