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

　　當我們的回顧整個的過程的時候呢，張先生自己也說是因為到16年的時候，街道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動遷辦，所以這個事情出現了轉機，但是在您看來，16年以前也是這10幾年的過程中，有哪些結點也是可以供這個政府一方解決的一個很好的時機的？

　　王錫鋅：

　　我覺得其實這個事情如果能夠假設的話，其實我們都知道在這個動遷的過程中，原來也是達到過一個協議的，那麼這個協議只不過家庭成員內部可能也一些爭議，那麼這個時候其實是一個結點，另外呢，在道路通車的時候，要開車的時候，其實也是可以有一點，因為假設張先生他們都是正如同我們的後來看到的，他們都是講情講理的，那實際上在這個結點上，比如說讓他們感受到周邊的群眾特點怎麼看，以及他們怎麼考慮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其實是有可能做到的，可惜在那個時候呢，沒有這種相應的工作做到位，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應該吸取的一個教訓。

　　董倩：

　　王教授我們站在張先生的一家的角度來看，管人家叫釘子戶其實是對人家不尊重，為什麼？人家捍衛的是自己的核心利益，我全家人、所有的人就住在這樣的一個祖宅上，現在你要動遷，你必須得給我足夠的我認可的補償，從張先生一家來看，這是沒錯的，這是他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是個體的利益。

　　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講，整體我們要修路，整體的利益，同樣是要被保障的，那麼整體的利益和個體的利益哪個重要？

　　王錫鋅：

　　我覺得這兩者其實很難說，哪個更重要，如果放在法律的天平上，我們要講究的是合法合理和合情。只要合法合理合情的，那麼個體的利益他也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當從這個各為了個體的利益如果再公共的利益，比如說修道路，發生衝突的時候，公共利益應該說那麼因為涉及到更多的人，應該給予更多的考慮，但這個時候應該對個體的利益進行依法合理充分的這種保障和補償，如果能這麼做的話，這兩個方面並不一定是要非此即彼。

　　董倩：

　　王教授您看就是個體的利益和整體的利益都需要保障，那麼有的時候他會集中體現在一件事情上，你比如說，就是這次所謂的上海最牛釘子戶，他就集中反映在這樣的一個具體事件上，在這個時候，政府應當如果作為，纔能夠兼顧這兩者都需要保護的利益。

　　王錫鋅：

　　我覺得首先是要做到補償的合法的公平，這個是關鍵，因為最終所謂的釘子戶、所謂的維權等等也好，其實我覺得在落實到具體的還是一個權益或者說賠償和補償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必須要公平。

　　第二個呢，必須要有有效的溝通，就是說我們後面看到，問題的解決還是得益於溝通。

　　但是第三個，還必須要有法律的保障機制，如果我們達到協議，那我們是不是我在所有的個例中，都要等14年，都要讓道路修成以後，出現不應該有的交通事故，我覺得呢，在這個方面我們也需要是使用發展的手段，有效的來化解這些僵持不下的僵局。

　　董倩：

　　王教授就是最後給您很短的時間，您覺得未來怎麼可以去縮短處理這些問題的時間？

　　王錫鋅：

　　我絕對必須要有有效的這種定價機制，這個補償必須要有公平的這種定價機制，另外呢，用定價機制，以及他的結果應該是公開的，然後對社會構成壓力。第三個，法制的保障。

　　董倩：

　　好的，非常感謝王錫鋅教授，那麼今天我們從這樣的一個個案上，我們的看到，就是被遷戶來說他捍衛了自己的權益，而且他很體面的解決了這件事情，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他依法拆遷，應當說雙方都是贏家，但是如果從14年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說，雙方都沒有贏，未來這件事情，希望給更多的這種類似的事件，提供一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