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法官要給雙方搭建一個橋梁

　　雖然每天都在追著被執行人跑，但法官們都清楚，『不僅要為申請執行人著想，也要照顧被執行人的利益。』

　　他們經常遇到沒有執行能力的被執行人，有破產企業，也有身無分文的老板。而很多申請執行人贏了官司卻收不回財產，就成了法官辦公室的常客，甚至上訪。

　　『有人為了賺錢，在沒有讓對方提供抵押的情況下，就放出高利息的貸款，最終對方沒能力還款，這樣的就沒法執行。』孫林解釋，『有很多被執行人並沒有履行判決的能力，申請人都覺得這是法院執行不力，但其實這是市場經濟本身存在的交易風險。』

　　『取得借款收益的同時，也要承受交易受損的風險。法院只是國家保障交易公平有序的手段，而不能參與到交易行為本身。』孫林說。

　　很多時候，執行二庭的法官們會成為當事人的朋友、哥們兒。趙紅旗辦理過一起離婚案，前後調解了一百多次。男方是申請執行人，經常下午兩點就到了他的辦公室，一直談到晚上九點多纔走。執行程序持續了兩年多，一直沒有成功。

　　直到有一次，趙紅旗把所有的法理都拋開，跟對方談起了人情。

　　那年，當事人的孩子要參加高考。『你們現在鬧財產分割，我們要強制執行的話，鋼琴在你家，我們劈裡啪啦給你搬走，孩子都沒法彈，對孩子影響太大了。』趙紅旗對男方說，『有一點你永遠改變不了的，你前妻永遠是你孩子的母親，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為了孩子就不能讓一讓？若乾年後，你孩子也會敬你是個爺們兒，是個有擔當的父親。』

　　這次談話之後，男方終於做出了讓步。

　　這樣的場景不時在執行二庭出現：一起上億元的案子，雙方起初分毫不讓，法官把他們叫到法院坐下後，根據實際情況，勸這個讓幾百萬元，那個少收點利息，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協議。

　　劉常青記得，在一起案子中，雙方當事人已經鬧僵了，『像仇人一樣，不見面』。他借一次機會帶申請人到被執行人的辦公室，申請人死活都不去。中午，雙方都要請他吃飯。劉常青告訴他們：『我誰的飯都不吃，要吃也可以，那就大家一塊兒吃。』

　　最終，三人在一家小館子裡坐下，雙方還是不說話。

　　『你們兩家之前肯定是朋友，不是朋友就不會合作。』劉常青舉起杯子開了頭，然後談起他們當時建房、審批和驗收的往事。

　　兩個房地產商本來板著的臉放松了下來，開始說起當時的艱辛，『臘月二十八了為了驗收還在外面跑』。

　　劉常青趁氣氛緩和了不少，趕快提出來：『大家都是兄弟，後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要為了這種小事傷了和氣。』

　　事情就這樣解決了。『法理他們都懂，但很多時候執行法官更需要的是給雙方當事人搭建一個橋梁，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劉常青說。

　　法人代表『張總』卷著褲管扛著鋤頭從地裡回來

　　技術在不斷進步，仍有一些障礙還在拖慢案件執行的步伐。

　　常年在外地執行的法官們，近些年已很少遇到『人情案』『關系案』。只不過有時在欠發達地區，從當地銀行劃走幾千萬元時，仍然會時不時驚動當地的黨政領導。

　　『有的縣一年的財政收入可能比我們要劃走的款多不多少，我們把錢劃走，企業垮了，確實會對當地經濟和稅收造成很大影響。』趙紅旗甩甩手，感嘆。

　　也有法官說，有時他們去銀行查賬，銀行工作人員就是不讓查看，甚至反饋虛假信息。『這都是他們的大客戶，雙方也存在利益關系。』

　　更大的障礙是，現實中存在著可被一些『老賴』利用的『漏洞』。在青島中院執行二庭接到的大部分案件中，被執行人早在訴訟前就把自己的財產登記到自己妻子或孩子名下。

　　『他們知道現在全國執行信息聯網，能查到房產、車輛等財產信息了。』孫林搖搖頭，『我們看著他開著豪車，住著洋房，但是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還有很多被執行人把公司的資金打到私人賬戶上，使得法院明知他有很多財產，但就是執行不了。

　　劉常青在一起標的額為20多億元的執行案件中，發現被執行人在全國各地整整開了5000多個銀行賬戶，『打印了一下午，打印機都冒煙了。』

　　『這就是因為咱們國家現在的財務制度還不夠健全，公司開的賬戶太多。』孫林解釋。

　　在趙紅旗看來，『執行難』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違法成本太低』。他執行過一起案子，被執行人是一家企業。法官花了大量時間，找到企業法人代表時，看到的是這樣的景象：在一處農家小院裡，法人代表『張總』卷著褲管，腿上沾滿了泥巴，扛著鋤頭從地裡乾活兒回來了。

　　後來他們得知，訴訟期間，這家企業就更換了法人。那位農民只記得自己的身份證被人借用過，全然不知自己已經變成了『張總』。

　　此類案例中，企業如何登記顯然不屬於法院的職權范圍，但它卻影響了法院的執行工作。

　　『執行需要依托整個社會的管理水平，各種管理機制都健全了，「老賴」們也就無機可乘了。』孫林說，法院雖然是執行工作的主體，但很多問題不是法院一家就能解決的，執行是個系統工程，『執行難』這個問題，其實牽動著社會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