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解放日報》而言，夜班編輯責任重大，分管夜班版面的老總責任更加重大。以我體會，這所謂責任，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謂政治責任，免出差錯;二謂傳播影響力責任，高低強弱，大小多少，都體現在版面的組織上，以特定的版面語言，表達版面思想。這責任可以說與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相連，但深層次的關系，確是當事者的心中所求，心中所欲。

　　福安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1998年下半年調任《新民晚報》黨委書記、總編輯。在擔任報社領導之前，福安作為夜班編輯的負責人，版面安排特別是要聞版的安排，他是負了實際的責任的。在報社裡這職位並不算很高，但職權是很大的。那會兒，尊稱『大金』的人特多，圍著他的人不少，常向他匯報的人也時有。而據我的聽聞、研讀報紙版面的表現，我總覺得福安沒有以自己的好惡或一時意氣來對付稿件，對付版面，更沒有因某種利益表示而詢私。

　　1990年上半年，報社黨委展開黨內民主生活會，除了各黨支部都自己開會以外，還多次把部主任、黨支部書記集中起來，並分成若乾組，進行學習討論。我與福安分在一個組內，聽到福安作了一個針對性很強的發言，意思是，我們講大局意識、政治意識，不能憑空說說，一定要結合具體的新聞業務來講，他舉了夜班編輯部常見的事例展開。當年，《解放日報》有個傳統，凡副總編輯以上的領導，有段時間包括編委，遇到星期天和節假日，排著隊輪流上夜班，以保證分管夜班副總編輯的休息。個別輪到代班的領導，當然對自己分管部門的稿件比較重視，盡最大可能把積壓的稿件推到版面上，版面處理也有明顯的傾向性，真正在報社工作的行家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有的領導在這種狀態下，稿件和版面處理難免有失當過度的地方。對此，編輯部時有議論，少數同志還有憤懣，但在公開場合，從未有人提出過批評。福安兄在那次會上的發言很直，很有點鋒芒:自己當班，就盡量用自己簽發的稿件，版面上又作放大安排，這是不從報社整體工作出發，是沒有大局觀念的具體表現。看似尋常，但在政治上是失分的。組內有兩位社級領導，各組每次發言都要出簡報，福安那會兒很有點職務上個臺階的趨勢，這樣說話，我擔心他有點不計代價。

　　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以這兩句話比照福安，我思忖，恐怕說得過去。福安在工作上不論親疏，不計恩怨，在許多細微處都有很令人感動的體現。有次，我與文藝部記者李光一交談，光一原本是上海玉石工藝廠的青年工人，因長於電視、電影藝術評論，先被借用，繼而調至《解放日報》工作。光一敏捷，有纔思，為人為文沒酸氣，有鮮明的工人作者的坦率，時有別具一格的文藝評論見諸報端。他告訴我，進了報社幾年，與夜編部主任『大金』不熟，也沒講過話。但有一天突然收到『大金』寫的一封信，充分肯定光一近期來發表的文藝評論文章。分析其優長、特色，熱情鼓勵光一拓展知識面，增強文藝批評勇氣，寫出更多佳作。這封署名金福安的信，寫於夜班結束之後凌晨五時。無疑，這對一名年輕新聞工作者的激勵、鼓舞是長久而深刻的。光一對文壇上的各色人馬，見了多了。說起『大金』，他卻很激動，『真領導!』此已為二十多年的事了。

　　同樣，《解放日報》工交財貿部負責證券版面工作的青年編輯張天勝，也曾被福安的鼓勵而大大地激發過。1994年，證券市場從上到下缺少規則，看此亂象，從復旦大學經濟專業畢業不過七八年的天勝，頗有初生牛犢之風，憤然寫了篇批評相關證監工作的評論。報社是同意發此言論的，但有關部門也有些不同的聲音，鬧得動靜比較大，直到後來北京相關方面有了精神，事情纔漸趨平息。福安兄對此很看重，一天下午很早到了報社，專門去工交財貿部找張天勝，對這位青年編輯作了很大的鼓勵。估計把話說得『高』了，以至幾年後評副高職稱時，天勝因資格未到而沒有進人報社的評定范圍，來我辦公室大發情緒，其中一條重要理由是，大金在3年之前就認為我在業務能力水平上是夠格的，這次報社對我職稱的評定有點教條僵化。我聽後，心中笑了，你福安兄真是會抬愛人，年輕人的勁被鼓起來，心也大了，但職稱評定實際操作確實是有難度的啊。可也由此看出，福安思想上好像沒有那種親親疏疏的概念，你乾得好，我就叫好、鼓掌，有時甚至比你自己感覺到的，他說得還要上勁。時過16年，現在天勝都已昇任至《解放日報》夜班編輯部主任了。

　　恩怨問題，福安看得也不重。科教部有位較為資深的記者，跑科技條線，工作也很認真，偌大的上海科技界，《解放日報》的科技新聞就此一人負責。於是乎，一段時間內感覺上來了，好像也漸漸滋生角兒脾性。有次為了篇稿件大光其火，原因是稿件被改動地方太多，有的地方他說被改錯了。拿了報紙，到夜班編輯部吵上門去，氣勢洶洶，一路嚷嚷，聲音很響。碰巧，這篇稿件的主改是福安，我不知道，這位記者有沒有與福安接上火，現場開打。

　　第二天傍晚，報社編前會上，福安主動介紹了這件事的來由，情況是那天版面比較緊，不止一篇稿要刪節，而原稿寫得也松了點，有可刪改的地方。那次會上，福安言語神色中好像沒有那種被對方搞得下不了臺的惱怒，或者說權威人士被出了洋相之後的狼狽。福安態度很明朗，落落大方。說這種爭論，也可視作一種業務民主，改稿得當不得當，有沒有錯，可以請大家評論。科技報道一定要講究嚴謹，如有被我改錯，我願意當面致歉。那時報社還沒有用上電腦，福安把那晚改動的原稿，從校對組找出來，拿在手中。我要過來，認真看了整篇用紅筆改動的地方，覺得這改動還真是說得過去。心想這位資深記者也太浮躁了點。再說，那時的福安已貴為《解放日報》的副總編輯，分管夜班編輯部，是新聞稿上版面的總把關人，現在這樣撕破了臉皮，怎麼一點都不顧及往後。有人說，什麼都可得罪，那時也不要得罪大金，不要講給你小鞋，緊緊你的鞋帶，也夠受的。其實，這種擔懮大可不必，風過去，浪也靜了。我看以後要聞版面上，時常刊用這位記者的稿件，有些版面位置，發得相當不錯。三個月如此，一年如此，三年後還是如此。這事，沒有後遺癥。

　　福安兄心胸開闊，心地坦蕩。這種不論親疏，不計恩怨的做派，在新聞單位，知識分子高度集中，用傳統語言講，容易文人相輕的地方，能團結人，鼓舞人。但我細細想來，其重要意義，或者說核心價值還遠不止在這個地方。作為要聞版的責任編輯，夜班編輯部的負責人，報社的分管老總，版面的最後把關人，乃至報社的總編輯，或推而廣之，一名稱職的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上，摒棄個人好惡，排斥個人利益欲求，那就挑得起擔子，挺得直脊梁骨。萬裡無雲，還是風雨交加，自我堅定。福安兄，這是你從根本上給大家的鼓舞和激勵。

　　數十年來，福安有句話，我一直縈於腦海。初始是在編前會上講的，不針對別的部門，別的人和事，是專講自己和夜班編輯部的工作，當然也就包括了夜班的人和事，他說在我們這個崗位上，要少犯錯誤，乃至不犯錯誤，最重要的是，斷不可『自以為是』，一定要『自以為非』。頭兩次，聽了也就聽了，無非是告誡或者批評工作中的不當之處。但後來，多次講了:『這又是自以為是，不是自以為非。』後來，越講語調越重，態度也不一般，除了編前會，在中層乾部會議，在其他會議上也講，有兩次還有些激憤，講到關節處，將筆記本『啪』地砸在會議桌上，『這樣自以為是，不是自以為非，終究會出錯誤!』到了這地步，我動了心思，逐步了解到福安說這話是有很具體的指向，有很嚴肅的含義。他確實對編輯部裡有的人，到後來也對負有相當責任的領導，十分的不待見，反對那種『自以為是』的做派樣兒、行為方式、思想表現，這是他一貫的准則。也正因此，他當責任編輯時講，當部主任時講，當報社副總編輯時也講。作為聽者，我的態度也從而然、懵然、凜然，再到深以為然。『自以為非』，這是多麼具有重要警示意義和辯證思考價值的思想要求。凡事在思考過程中，倘能始終保持一個切面，作『自以為非』的考量，那就可能放下身段，喜歡傾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作平等交流;那就可能真正把學習內化成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急迫地向實踐學習，向理論學習;那就可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問題、把握大局，從而迸發出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勇氣。溫斯頓·丘吉爾好像講過:勇氣是能站起來侃侃而談，勇氣也是能坐下來靜靜傾聽。是的，這正是敢於擔當社會責任的智慧和勇氣所在。福安所屢屢強調的，首先當是自己對此的認同和要求。這對於我們廣大的新聞工作者，也同樣對身處領導崗位的人而言，當不無教益。『自以為是』、『自以為非』一字之差，跨越過去，很難，卻又極其重要。

　　離開《解放日報》，到《新民晚報》擔任主要領導，福安兄在不同的地方，創造了又一番業績，同樣又歷經了不少的艱難困苦。我時常與他商討一些問題，也一起出國訪問，一起傾心長談。但覺得，他貫徹始終的是一貫的思想，一貫的要求。因此，每每說起福安，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聚焦於當年漢口路274號五樓夜班編輯部，稍顯擁擠逼仄的房間，不眠的臺燈下，福安專注於改稿，認真組織版面的文弱身影。在漢口路274號三樓，《解放日報》寬敞明亮的一號會議室，編前會上，福安娓娓介紹版面情況。有時說及『自以為是』、『自以為非』的坦率激昂。於我，那場景很鮮明，記憶很深刻，福安兄的聲調很有力。

　　帶著勞累，帶著病痛，福安英年早逝，僅67歲。當然，他留下了很多業績、很多榮譽，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上海市勞動模范、全國韜奮獎獲得者等等，令一代新聞工作者為之自豪。而他那創造這些業績和榮譽的精神，更值得我們珍惜。

　　『心有大局，人有鐵肩』。福安兄，斯言實哉！誠哉！

　　(作者：上海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市新聞學會名譽會長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