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凡與福安同志謀面者，第一印象恐怕認為此是書生，面目清灌，身材中等，略顯文弱。遇人說話，總是先稍露齒笑笑，聲調也較平緩。

　　只有接觸時間長了，方纔會發現，福安舉止謙恭，內心卻很堅韌，甚至有些激烈。在當年漢口路《解放日報》，福安工作了30年，我與其在同一單位，前後有24個年頭。之後，他調任《新民晚報》黨委書記、總編輯，但我和福安還是在一個系統，接觸仍然十分密切，有段時間，保持每天不少於一個電話，互通情況。對之之了解，不能不說較為深切。

　　從《解放日報》開始，福安主要在夜班編輯部工作，任編輯、要聞版責任編輯、夜編部副主任、主任、編委、總編輯助理、報社副總編輯，走的不是終南捷徑，一步一步較為實在，但夜班編輯部是報紙的總裝配部門，特別是負責要聞版的編輯，政治責任大，手中所握的那支紅筆，雖不能說擁有殺伐之權，其權重實在不可小覷。八九十年代報紙版面有限，稿件很多，我作為采訪部門的人，對這點有很深的感受。可能也不全是這個原因，那時報社的人，多數稱其為『大金』。這是個很得體的稱謂，既帶著幾分敬重，又帶著幾分親近。我有點自以為是，幾十年如一日，只管稱之為福安兄。此種緣由，並非只是福安比我年長，而是一種感情的自然流露。青燈黃卷、歲月磨礪、眾星拱月、前後簇擁以至無奈糾結，不一而足的形態下，福安所表現出的只是朴實、沈靜、苦乾、公道、同情。這位『書生』，不弄權、不徇私，於外從無作秀之態，於內常有自問之心。特別是對看准了的問題，關乎大局、關乎大眾的事情，福安總是從自己的工作角度出發，大刀闊斧，勇於擔當，敢作敢為。重要時刻，不惜拍案而起，力辨是非。我敬之、佩之。

　　有時，因為一件事情的觸發，不經意間會思考，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的價值，到底從何說起為好。這讓我很是想起福安兄，與其文弱身影疊加在一起的那種正義感和責任感。我想，這應當是新聞工作者價值取向的首要之義。

　　二

　　我是1979年10月進的《解放日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一段時間，全國上下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輿論戰役沒趕上，只是在基層實際工作中加以感受。進報社之後，平素跟一些可以深談的同志，議論那些激蕩人心的文與事，至今記憶猶新。其中就有關系福安的一段作為。

　　那天晚上，新華社發《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通稿，按常規，《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在一版頭條通欄半版或加轉版刊用即可。報社領導對此當然十分重視，而當時作為要聞版責任編輯的金福安，卻提出了在那個年代看起來有點『冒』的意見。福安認為，全會公報是時代轉折的裡程碑，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將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如此重要大塊文章的刊發，務必突破常規，采用非常措施，引起讀者關注。其所謂的非常舉措，是總覽《公報》之後，取其精髓形成要點，用報紙版面編輯的行話，稱之為文稿提要，頭版大半版發公報，下邊加框刊用提要。提要作用大致有三：一是讓讀者對文章重要之處一目了然；二是表達報社編輯部對文稿要點的特別重視；三為打破版面編輯上的單一性，尤其是對一大塊的長文章而言，『提要』的編排，好似平增峰巒，視覺上很顯活躍，理解上有臨峰眺景，易得要領之感。這般編輯手段，現在幾成常態，對編輯而言不是個難題，而在1978年底，版面上出提要，且不說少之又少，單是就文稿內容而言，這是中央全會的公報，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纔能確保這個提要的正確與精准呢？由誰來操持，如何下手？這真是個大膽而又富含風險的活兒。餘生也晚，對當時整個過程不甚了了。但有幾點，我很清楚。福安提出了這個建議，自己又主動請纓，提筆上陣，當然，整個事兒得到了報社領導的支持;報紙出版之後，這一版面安排，報社內外上下，大為叫好;據說，全國報紙僅《解放日報》在頭版如此形式刊發黨中央全會的公報，『解放』此時產生的影響由此可見;新聞界早期實施高級職稱評定時，福安的這一編輯思想和業績，幾成經典案例，受到高評委的高度贊賞。

　　說實話，我對此事意義或重要性的認識也是有一個過程的，不就是為中央文件做個提要嗎。但隨著時日推移，工作崗位變化，特別是當自己在報社負一定工作責任之後，愈發感到，在那個撥亂反正年代的早期，餘悸尚存時，擁有這樣的編輯思想、版面舉動，沒有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敏銳性和綜合素養，真的出不了這個活，肩膀不硬壓根兒挑不起。特定的時代賦予典型事件特定的價值。福安兄，硬朗。

　　有件與我切身有關的事，使我對福安的認識更深了一層。1979年底1980年初，中國改革在農村起步，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中國農村率先改革的突破口，這一改革的本質是廣大農村基層群眾對人民公社體制下實施大鍋飯的反感和反抗，若以經濟學理論來表達，這是活躍的生產力對建立新型生產關系的一種要求。中央十分支持萌生於農村底層的改革願望和實踐。連續三年，黨中央發了一號文件，對支持、發展、完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作出了明確的要求和部署。站在21世紀的今天，翻過一個歷史的山頭，回眸20世紀80年代初期與中期那場深刻體現了解放思想、勇於實踐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最為鮮明的歷史表現是農業逐年大豐收，農民收人大幅增長，城鄉市場一片繁榮活躍。但在當時特別是初期，對這場改革議論相當不一，有的地方，態度甚至截然相反。那個時候，上海有10個郊縣，農村人口有近450萬，農村土地空間佔全市的十分之九。上海的一位市委常委、副市長，在有關黨政負責乾部會議上明確表示，對聯產承包責任制上海的態度是『三不』:不支持、不造成、不反對。這是看似模糊，實則有明顯傾向的政策意見。我當時是《解放日報》農村部的一名年輕記者，憑著5年插隊落戶的深切感受，以及一段時間來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在實踐中與農村乾部、農民打交道的認識，隱隱地感到，聯產承包既是人心所向，今後也必定是大勢所趨。很難理解我們的一些領導和一些領導部門及至理論部門，為什麼態度如此冷漠，好像不支持就是堅守馬列。但作為一名市委機關報的記者，我當然不可能直接寫文章在報紙版面上頂著乾。新聞以事實說話，我帶著一名來報社實習的大學生，去寶山縣長興島人民公社調研，在島上的鳳凰鎮住了兩個晚上，寫了篇《夜訪聯產戶》，從夜晚到多種類型農民家做客調研這一獨特角度，具體反映了這座孤懸於長江之中的島嶼鄉村，是如何既猛烈又靜悄悄地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深受農民歡迎和好評的。為減少張揚，與時任《解放日報》農村部的負責人賈安坤商量，此稿只發《解放日報·市郊版》，即『小解放』，這份報紙農村讀者十分廣泛，城市讀者較少。文章刊出後，我自己又即趕赴崇明縣，連續一周，跑了5個人民公社，到農田看作物長勢，去社場問收成情況，還翻閱了許多相關帳冊，了解不同單位地區不同的作物項目，在不同時期的收成經營狀況，作對比分析。結論十分明了，凡是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大隊、人民公社的收成，均比以往或者還沒有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地方高出幾成。這種全新的經營管理機制，隨著時間的推移，確實有很多需要完善、調整的地方，但無可置疑這在那個年代是重大的歷史進步、是農村經營管理上的一大革命。一名年輕記者追求進步、追求真相的熱情和執著是可以理解的，我綜合調研采訪的事實，寫了篇自認為有點份量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