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好是壞，本人有個習慣，不管撰寫何種體裁的稿件，總得先將主題敲定，明白標出，方能下筆。否則似乎沒有靈魂，摸不著方向，下不了筆。寫『本報訊』也如此。因此，我自己對題目，以及別人如何看待我的題目看得很重。我寫的這篇消息的肩題為:『哪個好，哪個差，田裡莊稼講了話』。主題為:『崇明縣聯產戶似滾雪球迅猛發展』。說實話，這標題是直衝著那『三不』政策乾仗的。老賈了解稿件采寫的前因後果，看了稿子，激奮地在桌上猛擊一下吼了聲:再加上個編者按，明日『小解放』頭版頭條通欄用。清樣出來之後，我和老賈又商定，向『大解放』發稿，《解放日報》和《解放日報·市郊版》同天刊用。夜班版面責任編輯和夜班負責人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作為幕後人物，他的思想、理念、情感乃至新聞表達的審美取向，都將直接對稿件和版面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這裡花較大篇幅談了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上海的形勢，本意並不是要介紹與之相關的我的一些報道，而是追憶福安兄圍繞這個稿件發生的一件事，一個令我十分感動，而又極其發人深省的舉動。數十年歲月可以掩蓋乃至湮沒一些事情，但有些事情雖然年代久遠，卻愈覺其光彩閃爍。

　　果然，第二天『大、小解放』在頭版同時刊登『哪個好，哪個差，田裡莊稼講了話』稿件之後，反響很好，傍晚的編前會上，被評為『大紅旗』稿。在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的輿論地位和影響力是可以想見的，也由此還延續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此為後話。那天晚上，一位在報社夜班當實習編輯的朋友到我辦公室來，傳遞了一個內幕消息似的，告訴我那篇稿子昨晚在夜班編輯部的處理經過，是時任夜班編輯李尚智講的切實情況。尚智與福安在一個辦公室，拙作要作為重要稿件發《解放日報》的頭版，在報社領導同意之後，具體操刀，當由要聞版責任編輯金福安負責。尚智心細，發現當晚大金看了這篇稿子的小樣之後，神色很是凝重，右手提起了小楷朱筆，反復讀稿，幾次意欲下筆又幾次放筆。那時，解放報的記者編輯都知道夜班編輯手中的朱筆厲害，責任編輯權重甚大，轉用新華社、《人民日報》的稿件也可以根據本報特性和當日版面形勢作刪節，另作標題。福安此時何為?據說，這狀態從未有過，足足延續了1個小時出頭。最後竟然擲筆站起，福安說了句，宋超的稿件不要改，一字不改刊用。

　　傳遞消息的朋友很為我高興。意思是閣下寫的稿件，題材重要不說，從標題到內容都嚴謹精准，具體生動，似大金這般人物都無法下手。初聽這故事時，我也有幾絲這種感覺，但稍往深處一想，其實大不盡然。君不見，有些相當優秀的稿件上版面時，常遭不測，應當做強做大的被做弱做小了，理應靠前靠上的被放後放下了。再說，福安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優秀畢業生，要動誰的稿件我認為這不是一件難事。因為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稿件一經責任編輯的手出去，其就負重大責任。夜班必須修改稿件，既是保證質量，也是責任所系。福安對此稿之所以如此，表現出的不僅是一位資深編輯對深入一線采訪記者勞動的尊重，對反映一線群眾實踐的新聞的贊賞，核心的問題是在於思想深處福安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高度認同，對反映基層乾部群眾解放思想、勇於突破的高度敬畏，對標題和內容近似於吶喊，衝破『三不』政策，近乎犯上的新聞稿，不作怕事狀的高度負責。盡管以後的事態發展令人欣慰，數日之後，那時只有4個版面的《人民日報》在要聞版全文轉載了此一新聞稿，黨中央機關報的刊用是種鮮明的態度，徹底化解了這篇新聞原本很有可能帶來的風險。數十年來，我一想到福安兄，就會想起那個故事，想起夜班編輯部臺燈映照下，福安一個多小時的再三思忖，奮然擲筆的站起，毅然決然的話語。我認為這已超出了責任編輯一般職業要求的層面。福安兄出身並非富家，亦非達官。平日形狀議論也不是開口江山社稷、軍國大事、歷史方位。這位來自寶山縣鄉村的農家子弟，以其自身的勤勉纔學、政治勇氣和智慧，在特定的新聞工作崗位上，默默而又紮實地擔起新聞的責任。

　　這幾年在《解放日報》，我是記者也罷，部主任也罷，總覺得有福安兄在夜班編輯部，就能把得住，挑得起。1993年仲春，我參加市委代表團到山東省學習考察。團長是時任市委副書記的王力平同志。成員大都為郊區的區縣委書記，承蒙看重，我帶幾個人負責代表團的材料綜合工作。青島、煙臺、淄博、諸城、聊城，歷時15天一圈下來至濟南，與時任市委常委、副市長趙啟正同志率領的浦東黨政代表團相遇，當時的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姜春雲，省長李春亭向上海同志熱情介紹山東發展情況，也商洽了兩地合作事項，我覺得這裡有很重要的新聞。山東省既勇於解放思想，富有戰略遠見，又堅持穩紮穩打，步步推進，很值得上海學習借鑒。青島市委書記俞正聲同志介紹的幾個典型給我留下了尤為深刻的印象，而兩地新一輪的合作，更有著十分巨大的空間。省委招待晚宴剛起了個頭，我立即回房間趕稿，稿畢，請省委副秘書長許文祥同志審閱，事後我了解到稿子其實是由春雲書記審定的，一處修改意見也是他提出的。一陣匆忙，晚10時半我往上海打電話，也巧，接電話的就是福安兄，他知道我的行跡，待我把原委及自己的思考講好，福安第一句話就是:不管了，你趕緊去找些吃的東西。稿件傳回來後，由我報告和處理。……第二天近午，我再電上海，問當天《解放日報》的版面情況，得知『滬魯攜手開展新一輪合作』的稿件上了頭版頭條，標題為六欄。那會兒，代表團車已駛近泰山，眺望大氣沈穩已是滿目蔥籠的泰山，我不是欣喜，心想福安你把事情搞大了。因為這個代表團的訪問是有來由的。1993年春天，全國兩會期間利用大會休會的短暫時間，時任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一起訪問山東，之後纔決定組建市委代表團赴山東學習考察。組織版面時，有種意見提示過福安，邦國書記、黃菊市長訪問山東的新聞只上了頭版，沒作頭條，現在對這個稿件作這般重要處理，可否穩妥!福安笑笑，新聞版面安排當然要講究領導職務高低，但對新聞價值一定要有正確把握，否則要我們這些人乾嘛!從山東回來後，原市委常委、秘書長也是當時代表團副團長范德官同志告訴我，黃菊市長很重視這個報道，專門向他問了前後情況。並說，邦國書記、黃菊市長在不同場合都充分肯定了《解放日報》的報道。雖然回來不到10天，市委決定在市委黨校大禮堂召開有關黨政乾部大會，傳達赴山東考察情況，並部署下一步工作。

　　前後當算懮喜交集。也以此使然，我敬重福安兄，這不僅是您的膽氣，更是您的底氣。為建構版面的靈魂，有膽有識，知其不可為，又敢於知其為!

　　三

　　新聞工作者的底氣與膽略，似乎難以量化表達，但之間的關聯，卻又實實在在地讓人印象深刻。

　　做夜班編輯，一般在晚上7時左右上班。在我的印象中，福安在下午2時多就到編輯部，在他負責夜班編輯部之後是如此，之前擔任責任編輯也是如此，他來報社後，在辦公室讀書、學文件、整理筆記。更有一癖好，常去不同的采訪部門串門聊天，黨政部、工交部、文藝部，許多部門包括群眾工作部他都去跑，別人議論風生，他做饒有興致的聽客。話題不竭，主流則以各部門近日發去夜編部的稿件為脈絡。這樣，說的人盡心竭力，很有營銷狀，聽的人格外認真，好比市場淘貨，生怕走眼。編采關系在這種場合是很融洽的。即使被尊呼為『大金』，也絕沒有少數『夜編』人物身上那股張揚之氣。福安的謙卑、有度、有禮數，我無論參與其中，還是偶爾旁聽一陣，都能有所體會。我知道這是一種性格養成，但我更認為這是福安對實踐的敬重，對群眾的敬重，對萌動於其中的創造力的敬重。夜班的工作規律為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夜班生活，盡管每晚都要接觸各方稿件，但畢竟隔了一層，沒有日班記者的條件，與實踐和社會有較為全息的了解。長此以往，會造成兩種態度：一是我自泰然處之，以稿論稿;一是盡最大可能爭取與實踐、社會接觸和了解的機會。福安表現為後者。

　　或許原本是農家子弟，或許那年月農村改革風起雲湧，各路弄潮兒風雲際會，改革信息的思想、政策含量大，福安到我們農村部來聊聊的頻率最高。那時我與龔心瀚、賈安坤等同在農村部一個光線幽暗的朝北辦公室。老龔、老賈分別出身於復旦新聞系和法律系，比福安要年長五六歲，福安對他們則是學弟對學長的恭敬，他不但討教改革中的新事物、新信息，更多要了解的是相關政策及其走向，說到重要處，這位做『夜班』的大金，居然似采訪記者般拿出本子速記一番。於此，福安與我也就十分熟稔、知己，社內社外，諸事皆談。不知是哪一次，他提出，很想在上好夜班之後，隨我到郊區農村采訪。初聞，我大為訝異，『夜班結束，已是凌晨4時多了，早晨再從市區出發，你玩什麼命啊!』『沒事，鄉下空氣新鮮，養人。跟農村乾部、群眾交談有味。你只要當天打來回就可以。』我知道福安有胃病，發過肝炎，雖然在夜班編輯中他算條真漢子，硬氣，我也從未在他口中聽到過說常年上夜班苦啊，不易啊，不見天日啊。但他身板不壯、文弱，誰都能看出。心中雖有不同想法，我還是拗不過福安兄。一次又一次，我伴他去南匯、嘉定、青浦、金山等地農村基層采訪。聽別人講，他還與別的記者去過另外的郊縣農村、市區的企業、學校科研單位和社區采訪。

　　我不能忘卻的是那次去奉賢縣胡橋鄉采訪。原本福安隨我直奔胡橋，誰想到老賈也去奉賢，被奉賢縣廣播站請去為骨乾通訊員培訓班講課，賈安坤一見福安，朗聲說道，『機會難得』。他把上午的課分成上、下各半，前半場自己講新聞寫作，下半場則要求福安講解放日報的版面思想、版面語言和版面對新聞的要求。有這兩位專家上大課，這對郊區的通訊員而言真是喜從天降，大開眼界。福安是大大受累了。那會兒黃浦江上沒有橋，去奉賢縣，先到閔行西渡乘渡船，郊縣的交通基礎設施只有沙石公路，胡橋離開奉賢縣城還有幾十公裡，又有橫插上的一場課，到目的地采訪的時間成本大大躥昇。我們向報社要了輛車，初定上午7時半出發，也改為6時3刻出發，福安在夜班辦公室躺了兩個多小時即上車。日班夜班合成作戰，去時車上一片交談聲，上午兩堂課也是熱烈掌聲。中午過後趕到胡橋，又是參觀，又是座談會，天擦黑了，農村乾部熱情，非要我們用了晚餐再走。老賈豪情、善飲，主人憨厚、淳朴，福安隨遇而安，雖不能飲酒，言語很是助興。加之招待我們用的是剛從河中捕撈的鯽魚、白蝦，莊戶散養雞，那鮮腴、那香嫩真是方過舌尖，又上心間。當天，我的采訪素材也很紮實，心中高興，時間易逝，一看表，將近晚上8時。這天夜編部是福安當班，我們趕緊撤，路上也還是趕急了。福安到底太累，一上車就閉上眼一聲不吱，只有老賈談興不減，一路滔滔。那駕駛員小宋是司機組最為敏捷的年輕人，身手了得，為了幫大金搶時間，一輛吉普車開得似激流順水游魚。這讓睏盹糊睡中的福安，一會兒頭似雞啄米，一會兒又左搖右擺。我們同坐後排，那車沒有保險帶，為讓福安能瞇上一會，又防止出事，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左手始終抓住福安前邊的椅背，以免他頭撞『南牆』。是晚10時許，從東海畔的奉賢北胡橋趕回霓虹燈閃爍的外灘，車停漢口路274號。福安似乎一個激靈，說，『呵，那麼快!』下車又跟我揮手關照，『有下鄉好機會，別忘叫上我。』

　　一個負責夜班工作的編輯，寧可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甚至拿出自己的部分健康，換取到基層了解社會實踐的機會，這是一種精神，一種極為難得的精神。日積月累，其終端表現的結果為愈發真切的大局觀念，日益紮實的新聞功底。把好時機把好關，把好分寸把好度。那在我們新聞界視為軍規的兩句話，我總覺得在福安兄身上表現出的不是被動的守勢，而是主動的出擊，有時乃放手一搏。

　　1990年下半年，由於種種原因，上海及至全國其他地區改革的氛圍較為沈悶，按照《解放日報》黨委的決定，我帶了一個調查小組，到上海縣馬橋鄉旗忠村蹲點調查，來來往往，歷時3月有餘。旗忠村原本是馬橋鄉最為貧窮的村落，但在村黨支部，特別是支部書記高鳳池的帶領下，經過六七年奮斗，率先聯產承包，率先創建村辦企業與科研單位和國有企業聯營合作，率先實施宅基地置換，建造村民鄉村別墅居住區，集體經濟發展速度提昇，農村生活共同富裕程度提高，創造了一個改革奇跡。但由於一個案子的牽涉加之有些部門對旗忠村改革作為的不認同，旗忠村遭到重大打擊，支部書記高鳳池被一個區的檢察院刑拘53天，調查組到村裡時支部書記剛拿了一紙取保候審書出來。我們調查研究的目的是想通過深人解剖典型，為推進和保護改革提供輿論支持。3個月調研之後，我執筆寫了篇深度調查報告《駿馬奔騰—上海縣馬橋鄉改革紀實》。文稿以旗忠村的改革發展為核心材料，事實翔實、確鑿，改革舉措和業績令人振奮，字裡行間熱情洋溢地集中表達了一個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建設必須依靠對現有生產方式，包括現有體制的改革來推進。審稿、定稿、一番程序之後，我把稿件簽發了上去。那時，周瑞金同志是《解放日報》黨委書記，丁錫滿同志為總編輯，實際負責夜班編輯部工作的是金福安。稿子發上去之後，我沒問、沒盯、更沒催，聽憑發落。時隔3天，我在旗忠村辦公室接到下鄉調查組同事從市區打來的電話，十分興奮，近乎嚷嚷道:『見報啦，一版頭條，通欄處理，頭版用的內容加照片，佔了大半個版，主標題《駿馬奔騰》用的是放大號黑體。』一萬字的長篇稿件，如此超規格強勢刊用，在我進《解放日報》之後還沒見過。我們調查組到馬橋鄉深人調查之後，事實上也就自覺不自覺地卷人矛盾漩渦，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感由然而然要求我們還這個改革典型的真相。我和調查組幾位同事是下決心往前衝的，令人出乎意料並感動的是報社主要領導的堅定態度，特別是福安在版面處理上采用的這種異常手段，石破天驚般的勇氣，為增強這一改革典型影響力，創造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能說一切都很順理成章。當年的事實是，報道刊出之後，很快就受到領導嚴肅批評。報社黨委書記周瑞金找我個別談話，傳達了這一批評，但態度很明確，這批評意見不往外傳，也不在編前會上講，內部掌握，由調查組把握好分寸。那時，我心中對福安兄是很有些愧疚的，他這般重炮出擊，強火力支持我們，這下又如何向他轉達領導的批評意見呢。

　　然而，歷史有其自身的運行軌跡，少數人為因素很難改變大勢。《解放日報》對這篇深度調查報告的有力傳播，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楊尚昆、李鵬同志分別來旗忠村視察。之後，江澤民同志到旗忠村視察，詳細了解旗忠村的發展情況，村民們的生活狀況，高度肯定了旗忠村改革發展的舉措。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與家人在時任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吳邦國同志陪同下訪問、視察旗忠村，歡聲笑語，與農村基層乾部、群眾共度佳節，共賀新年。馬橋鄉黨委書記王順龍、旗忠村黨支部書記高鳳池陪同在旁邊。旗忠村，這個在特定歷史階段創造了發展奇跡，也遭受過重大打擊的改革典型真正地站了起來。全國各地來參觀訪問的人絡繹不絕，當時的蘇州市委書記把《解放日報》這一長篇深度調查報告復印400份，發給全市正處級以上乾部，自己率領代表團到旗忠村考察訪問。僅1991年，旗忠村接待各方來訪人員近40萬。村黨支部書記高鳳池陸續被評為上海市和全國勞動模范，當選為兩屆市人大代表，旗忠村成為上海市的紅旗標兵單位。我和調查組成員作為這一事件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對成功的興奮和問題的思考，一時難以言說。但有一個方面，始終清醒銘記。在關鍵時刻，《解放日報》領導的支持，特別是分管報紙版面的領導福安兄，他對我們在大事件上的態度，又豈止是認同，從傳播學理論上講，是展開了二度創造。這又始終凝聚了他對整體局勢的分析、研判、把握，凝聚了他的智慧、膽識、態度，甚至於帶著風險的拼搏。斯人已逝，我已無法從正面深人記載他的思想形成、組織版面的具體過程，只好以文字介紹事情的過程狀況，在歷史背景的映照中，聚焦這個人物。我始終嘆服，福安兄，壯哉!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二十周年，上海各大媒體紛紛發表有關紀念文章，有多家媒體，包括《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報紙，重新刊登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到旗忠村與乾部群眾歡度春節時，親吻農家兒童的照片。《新民晚報》還發動了一場尋找那位被小平同志抱著親吻的農家兒童的采訪活動，整個采編過程有聲有色，圖文並茂，令人振奮。時光蓮再，已經很少有人了解那照片、那長篇深度調查報告產生的前後背景。《新民晚報》的同志更加不知道他們的老總編輯在其中所表現的大智大勇。當天閱罷報紙，我無語，只是從幾個報夾上取了幾份不同的報紙，折疊好，放在抽屜裡，聊作追憶。

　　知否，知否，往事如此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