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候鳥』,一年三個春天

　　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們便在湖北仙桃育種；秋風乍起,他們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春天,纔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今年4月中旬,78歲的朱英國院士還像往年一樣,鄂州基地播種結束後,又不辭勞苦地奔赴海南基地進行研究。當時,海南的氣溫已有30攝氏度,他戴著草帽、頂著日頭,站在實驗田裡,看到大面積豐收在望的景象,喜悅不已。

　　其實,在武漢大學裡也早已有溫室實驗室,但朱英國院士始終過著『水稻候鳥』的生活,追逐著育種的春天。由於雜交品種越來越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實驗。

　　對朱英國來說,一年要過三個春天,一年可以乾兩年、三年的事。一年三個春天的『候鳥生活』,始自上世紀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系協作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與雜交水稻。朱英國擔任組長,成為湖北省在雜交水稻育種研究上的領軍人物。

　　從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們便在湖北仙桃育種；秋風乍起,他們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春天,纔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候鳥』之旅,是艱辛之旅。一路坐火車再坐輪船,一個星期纔能到達海南陵水縣,有時連座位都沒有。稻種、棉被、蚊帳,肩挑手提,每人要帶100斤甚至150斤的物資,一路站著也是常有的事。

　　朱英國慶幸自己這些年趕上了好時代。如今坐飛機到海口,再轉乘高鐵,半天就能到陵水。『這樣可以省下更多時間來搞科研。』

　　朱英國認為,『水稻是一個喜溫作物,在一定的氣溫條件下纔能生長,在湖北我們一年只能種一季,可能10年纔能出一個材料,而利用海南島的特殊氣候進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個材料,大大節約了科研時間。』

　　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國,更多的時候像一位農民。從事科研半個世紀,穿梭於海南、南寧、湖北三地,只要是生產季節,田間地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譽為『農田院士』。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朱仁山教授回憶,1992年遭遇了水稻種植的難關,在正需大量用工的時節請不到工人,為保證工作的正常進行,朱老師起早貪黑地帶頭下田參與勞動,甚至腿部被割傷,『他在田間工作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腦海。』

　　這種候鳥般的生活,讓朱英國幾乎沒有與家人度過一個完整的春節。一直由在校園內外做臨時工的老伴代他孝敬老人、照料家人。直到晚年,他纔給老伴辦了社保。

　　『有一次,老先生自己准備了一筆錢給老伴,告訴她這是單位獎勵她工作認真的「獎金」,其實是他表達對家人的愧疚。』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李陽生教授回憶說。

　　為了擴大科研,2011年起,武漢大學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鎮建立實驗基地,租借東港村131畝水稻實驗田,朱英國帶領研究團隊在此進行水稻雜種優勢機理、雜交水稻種質創新與基因發掘等多項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國,仍堅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開展研究工作,即使在與疾病斗爭的這兩年裡,仍堅持下田、在實驗室埋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