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葡萄園內，農民准備進園采摘(2017年7月13日攝)。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之一，包產到戶讓土地由合到分，激發了農民生產熱情；土地流轉讓土地由分到合，實現規模經營；近年來，小崗村又興起了智慧農業、生態農業、觀光農業等『新』農業。與貧困斗，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改革，推動著反貧困斗爭一步步走向勝利。新華社記者郭晨攝

　　改革是重錘。與貧困斗，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王洪梅，河南省滑縣大子廂後街村黨支部書記。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今天有點陰冷，人們仍然熱火朝天地在村裡葡萄園乾活，一座座現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雛形。這一切，都源於村裡搞土地流轉……60歲的王長發土地流轉了，還長期在葡萄園打工，一年能掙近2萬元。村民高興，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轉』，這一載入中國反貧困史冊的新詞匯，標刻出當代中國又一新的巨大變革。

　　這不由讓人們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個冬夜——

　　安徽小崗村的一間舊屋內。

　　35歲的嚴金昌和另外17戶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紙條上按出一片紅手印，把村裡土地包產到了戶。第二年，嚴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裡第一次堆滿了糧食。

　　30多年後，嚴金昌又一次按下紅手印，將家中的10畝土地流轉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萬元。

　　兩次紅手印，兩次巨變，印證了同一個歷史邏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貧困斗，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從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頭』被一一砸開，見證著改革的勇氣，推動著反貧困斗爭一步步走向勝利。

　　這是一場仍從土地入手的歷史性變革——

　　『土地流轉』，林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帶來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呂勝勤老漢這樣講述土地流轉給自己生活帶來的變化：『我現在是到地裡上班了。』他說，『乾的活輕松，離家還近。』

　　呂勝勤是山東菏澤市孟莊村人，他去年把家裡全部5畝多地流轉到牡丹專業合作社，開始收租金、給合作社當工人。

　　『5畝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呂勝勤臉上一直掛著笑。

　　土地流轉喚醒了農村『沈睡的資本』。截至去年，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4.71億畝，超過耕地總面積35%。全國農戶家庭農場超過87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超過188.8萬家。

　　從山下的土地延續到山上林地，與土地流轉『二重唱』的是林權改革。

　　福建省武平縣萬安鎮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權改革後領到的林權證(2017年6月16日攝)。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式林權證。2002年，林權改革在福建全面推開。所有權明晰，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讓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林農走上了致富路。新華社記者林善傳攝

　　上世紀80年代，由於一些歷史原因，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方式的農村土地改革，沒有延續到山上，山林一直屬於集體所有。

　　回憶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縣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觸頗深：『全村164戶村民守著2.6萬畝林地，卻過著窮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式林權證。轉過年來的初夏，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到武平調研，作出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指示，林權改革在福建全面推開。2008年，這項改革在全國全面鋪開。

　　所有權明晰，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讓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林農走上了致富路。

　　這是一場涉及乾部責任的制度性變革——

　　改革貧困縣考核機制，扶貧開發成為考核的主要內容，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減少貧困人口數量、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

　　『在2016年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中，我縣考核結果全省掛末。對此，縣委、縣政府集體深刻檢討，作為縣委書記和全縣脫貧攻堅第一責任人，我負主要責任。』

　　2017年5月，貴州省天柱縣委書記陸再義，在一次全省的大會上作出公開檢討。

　　看GDP，天柱並不差：在全省處中游，在所屬自治州處上游，但作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因為貧困人口識別退出不精准，在這次全省脫貧攻堅綜合考評中排名墊底。

　　在大會上作檢討，讓陸再義深受震撼。『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到了破釜沈舟、背水一戰的境地。』

　　縣裡四大班子專門建了『知恥後勇脫貧攻堅』微信工作群；16個鄉鎮對脫貧數據逐一進行入戶調查核實；每月開一次脫貧攻堅大比武現場會，各戰區各鄉鎮在擂臺上曬成績、亮短板……

　　改革帶來工作重心的轉變，廣大貧困地區乾部狀態、當地貧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脫胎換骨』。

　　貧困地區黨員乾部不再唯GDP，貧困鄉親的生活小事成了他們的心心念念。

　　羅軍元，江西省農業廳派駐到井岡山新城鎮排頭村擔任第一書記。翻開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掛心的『小事』：『搜集24個貧困戶的「微心願」，讓農業廳的同事認領；重陽節，為24個8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個暖手袋……』

　　『「微處發力」讓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樣，能夠和我一起擼起袖子加油乾。』羅軍元說。

　　在江西井岡山下七鄉，返鄉創業的大學生盧瓊芳在自己的『農村e郵』服務站點內展示當地特產井岡紅米(2016年2月2日攝)。盧瓊芳於2015年畢業後就回到家鄉，借助網絡平臺銷售貧困戶自產的特色農產品，為他們實現了增收的同時也圓了自己的創業夢。井岡山18個鄉鎮都有電商扶貧站點，『前店後村』的電商產業模式帶動2446名貧困群眾增收致富。2017年2月26日，井岡山正式宣布在全國率先脫貧摘帽，是我國貧困退出機制建立後首個脫貧摘帽的貧困縣。新華社記者李賀攝

　　這是一場以市場為導向的根本性變革——

　　井岡山人便走在這條路上。

　　清晨，黃坳鄉剛剛從沈睡中醒來，鄉電商服務站的黃小華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從開業到現在一年多，寄出了1.7萬多個包裹，價值160多萬元哩！』拿著厚厚一沓快遞單，黃小華告訴記者，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貧困戶生產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戶貧困戶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岡山18個鄉鎮都有電商扶貧站點，『前店後村』的電商產業模式帶動2446名貧困群眾增收致富。

　　山東沂蒙山的農民也走在這條路上。他們竟把自己種的蜜桃賣到了6000公裡外的中東迪拜。

　　歷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外貨不入、土貨不出』。沂蒙深處的毛坪村，有著果業種植傳統。過去這裡種出來的水果只在周邊銷售，果農辛辛苦苦一年掙不了幾個錢。

　　將蜜桃賣到迪拜的人叫劉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價格很高，但路途遙遠，往往還沒運到迪拜就已經腐爛了。

　　別人聽個熱鬧，劉宗路卻上了心。隨著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劉宗路越發覺得萬裡之外有商機。

　　他跑到上海，請教國內水果保鮮權威專家，改進儲存方法；諮詢了海關，改進了報關流程……

　　劉宗路成功了。4萬斤蜜桃到達迪拜，基本完好無損，幾毛錢一斤的蜜桃，在迪拜賣到了十幾元。

　　思路一變天地寬。

　　全面深化改革，打開了脫貧的萬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