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說明書用藥，需要與患者本人或家屬溝通

　　盡管是學醫出身，大學畢業之際，張建偉也認真考慮過做律師。這次作為被告，張建偉半是打趣、半是認真地想：如果敗訴，就『好好弄一弄司法考試』，到時候也出來給病人打官司。

　　假設自己是原告的辯護律師，張建偉說首選策略當然是從醫學專業找出診斷中的硬傷。為了盡職，也會去挑醫療手續上的錯誤。作為從業者，他知道，要找毛病根本不難。就像自己平時用嗎啡，數量一多，也不會每一針都在病歷上記下來。

　　為了監督醫生嚴格遵守處方和病歷的使用規范，陸軍總醫院有專門的『病歷質檢』制度，醫院各個科室『大概每個月被罰1000元左右』。

　　大多數情況下，醫生只要和患者充分溝通，患者和家屬都會表示理解，將治療事宜全權交給醫生。即使沒有書面同意，也不會引發糾紛。

　　張建偉說，自己使用嗎啡前肯定和家屬溝通過。但是本案中的患者兒子、妹妹都聲稱，醫生沒有交代。

　　在陸軍總醫院，門診給病人開嗎啡類藥物時，必須取得醫生的紅處方與知情同意書。但是在腫瘤科，醫生使用嗎啡時，沒有必須簽署知情同意書的規定。

　　按照中國藥學會2015年發布的《超說明書用藥專家共識》，超說明書用藥的情況，需要與患者本人或家屬溝通。

　　上海長征醫院腫瘤科主治醫師周文麗介紹，癌癥終末期患者用藥後死亡，原因是用藥還是病情惡化，有時很難區分。所以對部分危重患者，就算使用一些相對常規的藥物，她也會充分告知，簽知情同意書。

　　本案中，從入院的授權委托書，到之後化療的知情同意書，上面都沒有患者本人簽字。在行業內部的研討會中，劉端祺也認為這是被告方存在的『瑕疵』。盡管在記者獲得的照片中，化療知情同意書簽字欄寫的是患者妹妹的名字，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患者妹妹堅稱自己從未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

　　一位不願具名的法律人士表示，這種操作不符合《超說明書用藥專家共識》，授權委托書沒有患者本人簽字，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侵犯病人的自主權利。

　　張建偉很多時候都會『習慣這麼做』——在病床邊或手術室門口簽授權委托書時，往往是患者或幾個家屬口頭商量，最後推一個人出來簽字，他不會專門要求患者本人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