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嚴仁英剛從嚴家大院高牆走出來後，卻發現『牆外有牆』。27歲那年，她想要留在協和醫院工作。 可在嚴仁英看來，根據美國醫院的慣例，女醫生如果結婚，將不會有職業發展，常常會被調去看門診。她的恩師、協和第一位中國籍婦科主任林巧稚就是終身未嫁。

　　她內心有過掙紮，但仍然決定遵循恩師的道路。只是在她擔任協和住院醫生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入協和，她失業了。

　　7年後，她申請出國深造被拒絕。她認為自己被拒『原因很明顯，在5個人當中，我是唯一已婚婦女，還有孩子』。但這一次她沒有向『慣例』屈服，她找到負責人，最後爭取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婦產科內分泌專業進修一年的機會，條件是回原單位工作3年。

　　不過，『文革』爆發後，嚴仁英又被困了起來。

　　作為王光美的三嫂，嚴仁英多了一條『劉少奇插入北大醫院的黑手』的『罪名』。那個時候。嚴仁英脫下了白大褂，換上了藍色的衛生服，她從『嚴大夫』變成了『老嚴』，被安排在婦產科的一樓角落裡，掃廁所。

　　嚴仁英當時正患甲亢，看上去又黑又瘦又高，很多年後，有人形容當時的她就像『甘地』。

　　嚴仁英知道如何在束縛中求生。很多人在廁所見到嚴仁英時，會悄悄地問她：『嚴大夫，您好嗎？』還有的年輕大夫會主動跑到廁所裡，小聲地問嚴仁英，一些手術該怎麼做，一些情況該如何處理。

　　嚴仁英的女婿周企源記得，醫院的老醫生告訴過他，文化大革命時，一名產婦即將分娩，家屬和醫生起了分歧。由於即將降生的寶寶個頭比較大，醫生的意見是，需要剖腹產。而產婦的家人不同意：好端端地，為什麼肚子上要來一刀呢？爭執不下時，醫生悄悄找到了在廁所打掃的嚴仁英。嚴仁英給出了主意：可以不剖腹產。

　　最後用了產鉗，孩子順利降生。

　　所幸嚴仁英並沒有被束縛太久。 有一次，嚴仁英在廁所裡碰見了自己曾經的學生來復診，嚴仁英對她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解放了！可以到婦科門診叫號了。』

　　嚴仁英又回到了門診室，這一次她自己給學生看病。在嚴仁英的調養下，這位只有一側卵巢的學生，在兩年之後生下了一個女孩。

　　掙脫『文革』的束縛後，嚴仁英又說自己要『革了臨床醫學的命』，她要從臨床轉行從事冷門的『圍產保健』。

　　用嚴仁英自己的話說，圍產就是圍繞『分娩以前和以後』。目的是降低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促進母嬰的健康。

　　她自嘲圍產醫學是個『怪胎』，是從臨床中伸出的一條腿。而且『誰都知道，在婦幼做臨床是能夠賺錢的。而做保健不會有太多收入。』

　　為了說服他人，她常常跟人算賬： 坐在醫院裡，一個醫生最多一天看30個人，而去基層做圍產保健工作，一天可以面對幾百人。『預防幾百人不得病，哪個更有意義？』

　　圍產事業剛起步時，嚴仁英帶著一批從臨床轉過來的醫生『下去找病人。』沒經費坐車，嚴仁英就拿出自己做諮詢的『顧問費』400元，用來墊付長途車費。

　　一群人早上5點多就跑去東直門外等著開往順義的車。可有時候到大隊衛生所找孕婦，孕婦卻不出現，他們常常要『摸到』家裡去看她們。

　　嚴仁英一直在盡其所能，為她的病人盡量減少生老病死的折磨。可實際上，她的親人並沒有少受疾病的束縛和糾纏：6歲那年，嚴仁英的父親病死他鄉；初三時，祖父嚴修也因腫瘤去世；小時候，她的三哥也因為肺結核，輟學在家。

　　在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嚴仁英和她的學生胡亞美，最早提出了安樂死立法的議案。嚴仁英在議案中寫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地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即使在患癌癥的丈夫王光超病危時，嚴仁英也沒有固執地為他延續生命。她說了讓周圍人都震驚的話——『如果我的老伴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費國家的寶貴藥品了。』『我同意他的屍體解剖，有利於醫學發展。』『我不是感情用事，我對他這樣，對自己也是這樣。』

　　嚴仁英的女婿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病床前，當王光超的呼吸機氣管被拔時，嚴仁英就在一旁默默看著。

　　在王光超的葬禮上，90歲的嚴仁英並沒有像女兒一樣哭得眼眶紅腫。只是當『告別』結束後，嚴仁英每天晚上都要看丈夫的照片好一陣，想念的時候就一遍一遍地給王光超留下的花澆水，不少花都澇死了。

　　可是，14年後，當嚴仁英的生命走到盡頭，沒有人能夠決定是否為她拔管。在病床上的躺了8年的嚴仁英幾乎無法和外界交流。有朋友來時，她甚至都沒辦法睜眼打招呼。

　　4月16日13時24分，綠色呼吸器上不再泛起細小的水霧。時間給了104歲的她最後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