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兒女婿印象裡，嚴仁英和論文從來沒『分過家』，她書架上最多的書也是醫學學術雜志。每次回家，她常常提著一個米黃色的『買菜布包』，裡面裝著其他人的論文。

　　她不是那種喜歡把自己『束縛』在家裡的人。有時候，家人『都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有一次，即將去德國的前一天，她去托兒所看女兒，發現其他的孩子被媽媽抱著，只有自己的女兒被繩子綁著，坐在尿盆上。嚴仁英把孩子領回了家，交給丈夫王光超後，就離開了。

　　嚴仁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自己愛往外頭跑的毛病，可能和童年被關在大院的高牆裡有關，『總有點野性大發』。

　　在生命的頭12年，嚴仁英幾乎都是在嚴家大院的高牆裡度過，每天要練大字，寫日記。

　　可嚴仁英想看的是外面的車和人群。關在高牆裡，她『特別想出去，特別想上街，哪怕是出門看一次病，都特別高興』。

　　即使到90歲，她依舊念念不忘祖父教過她的《教女歌》《放足歌》，說著說著她就用沙啞的聲音唱道：『哭向母親訴纏足，鄰家女兒已放足。』

　　她去過朝鮮戰場對『細菌武器』進行調查取證，經歷過翻車和兩次遭遇炸彈的危險。後來還參加中國婦女團，隨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許廣平一起訪問日本。

　　她有些逗趣地說，選自己可能是因為自己不裹小腳、身板兒直：『人家就會覺得中國婦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