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工作中容易遇到『天花板』，在身份認同上經常遭遇勞動用工關系認定難——

　　【讓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不落空』⑥】『小哥』期待有『名分』職業發展有奔頭

　　本報記者 蘭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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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普遍面臨職業發展遇『天花板』、勞動用工關系認定難等問題。法律界人士認為，平臺企業為勞動者提供技能培訓，承擔相應的培訓成本，是一種雙贏。此外，還需從法律層面進一步厘清勞動用工關系，只有勞動者基本權益有保障了，職業發展有奔頭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職業尊嚴感纔會提昇。

　　2020年2月『網約配送員』正式成為新職業，被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人們熟悉的『外賣小哥』從此有了新的稱呼。此後，一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也陸續有了『名分』。

　　從『外賣小哥』到『網約配送員』，稱謂變化的背後體現的是社會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認可，以及時代的進步。

　　與此同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還普遍面臨職業發展遇『天花板』、勞動用工關系認定難等問題。新業態、新用工方式之下，如何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基本權益有保障，職業發展有奔頭，成為新命題。

　　平臺主動承擔培訓成本是雙贏

　　4月27日，2021年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建功「十四五」、奮進新征程』主題勞動和技能競賽動員大會在北京舉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獲獎代表，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中，有一位『快遞大哥』和一位『外賣小哥』。

　　『快遞大哥』關立平是申通快遞有限公司從業多年的駕駛員，『外賣小哥』宋增光是餓了麼上海公司的培訓專員。宋增光告訴記者，2014年10月，他進入外賣行業，從『第一天只接了3單』到負責整個上海地區新騎手的相關培訓工作的培訓專員，他經過了一番磨煉。

　　『騎手——隊長——站長——城市經理』，這是宋增光的職業發展路徑。在這個被不少人看來只能『賺快錢』、吃『青春飯』的行業，宋增光脫穎而出，突破了職業發展的『天花板』。他說，通過崗位技能培訓與提昇，『外賣小哥』的職業發展並非『看不到希望』。

　　在勞資博弈中，將風險外包並最大可能地降低人力成本是平臺企業的理性選擇。但是，在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紀雯雯看來，平臺企業為勞動者提供符合崗位要求的技能培訓，願意主動承擔相應的培訓成本，纔是一種健康、可持續的用工模式，也是一種雙贏。

　　『這樣的技能培訓，平臺企業短時間就能做，且投入成本並不高。』紀雯雯說。

　　記者了解到，目前美團、餓了麼兩大外賣平臺都提供了針對網約配送員的線上課程，為『外賣小哥』進行專業技能培訓。

　　從國家到地方都頻發政策『紅包』

　　近年來，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從國家到地方都頻發政策『紅包』。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加強對平臺從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將其納入職業技能提昇行動。2021年7月底，人社部、發改委等八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在地方層面，從2019年起，天津市人社局將快遞工程專業納入該市職稱評審范圍。同年9月，順豐速運公司的員工盧喜文拿到首張初級職稱證書。2019年甘肅出臺《甘肅省快遞工程專業職稱評價條件標准》後，多人獲得『快遞工程』專業相應職稱。此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也出臺了相關政策。

　　寧波『快遞小哥』謝明今年心情不錯，2月份，他順利獲得快遞工程專業工程師職稱。『這是榮譽，更是激勵，不僅是對我個人能力的認可，更是社會對我們快遞行業專業技能的認可。』謝明感慨道。

　　『職稱評定不僅是快遞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體現，同時也能激勵「快遞小哥」不斷成長，逐步增強個人核心競爭力，實現職業長遠發展。』寧波順豐公司負責人傅芝芳說。

　　近年來，各級工會組織積極作為，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發力。全國總工會持續聚焦貨車司機、快遞員、護工護理員、家政服務員、商場信息員、網約送餐員、房產中介員、保安員等八大群體入會工作，實現企業建會率和職工入會率有較大提昇。作為新業態企業，今年8月30日，京東集團工會正式成立。

　　四川偉旭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恩慧律師對此認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通過加入工會組織，以集體協商的路徑，同平臺企業進行協商，有助於維護勞動者在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等方面的合法權益。

　　今年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關立平表示，越來越多像他這樣的『快遞小哥』『外賣小哥』走上全國領獎臺，讓他倍感身為一名快遞從業人員的職業榮譽感。『這樣的榮譽本身，就代表著國家和社會對我們工作的認可和尊重。』他說。

　　法律完善了勞動者纔能挺直腰板

　　在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姚均昌律師看來，無論是職業尊嚴、職業發展，還是權益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能否解決，很大程度上在於立法層面對他們的保障是否到位。

　　『具體而言，平臺與勞務公司，從業者與平臺之間，在法律上到底構成什麼關系？』姚均昌認為，在原有的法律框架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情況非常錯綜復雜。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胡磊研究發現，平臺經濟從業者高流動率的背後，關鍵問題之一是平臺經濟本身是一種『去勞動關系化』的用工形態。胡磊分析，『去勞動關系化』包括去勞動合同化用工、去僱主化就業、隱蔽事實勞動關系等情形，實質是去除勞動用工的束縛。

　　姚均昌告訴記者：『從新就業形態領域目前已有的勞動維權案例來看，目前還是基於傳統勞動關系的三要素來認定勞動關系的。但隨著新業態的發展，還能不能依舊機械套用原有的法律規定，有待商榷。』他認為，面對新用工方式的復雜多變，相關的勞動法律法規也應作相應調整和完善，或者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進一步厘清勞動用工關系，為確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身份』提供法律依據。

　　『法律配套設施跟上來了，勞動者纔會挺直腰板，平臺纔會更加注意規范用工，規避法律風險。』姚均昌說，『只有勞動者基本權益有保障了，職業發展有奔頭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職業尊嚴感纔會提昇，也纔有可能更加體面地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