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非別的道路？
為什麼只有中國共產黨纔能成功走出這條路？
為了找到這個答案，我們經歷了一個多世紀『探索-失敗-再探索』的過程，最終由中國共產黨帶領我們走上了成功之路、復興之路。而我們的黨走出這條道路，也並非一路順風，而是用96年不斷探索、不斷革新，在經歷無數艱難困苦，經歷無數慘痛教訓之後，由歷史和現實給出的必然選擇。
一百多年前，鴉片戰爭的失敗，喚醒中國人，為了救亡圖存，為了國家富強，仁人志士開始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早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結果換來的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賠款兩億多兩白銀。再看辛亥革命後，強調進一步向西方學習，出現了『全盤西化』的方案，比如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胡適的『充分世界化』。這條路也注定是行不通的，甚至在當時海外名校博士組成的國民政府，也從未能真正付諸現實。
『西學』『西化』行不通，原因很簡單：一是內外形勢不允許。一個政治衰敗、經濟崩潰、國土破碎、外部強鄰環伺的國家，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發展差異大，又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全盤模仿西方幾百年形成的現有制度，無異於癡人說夢。二是無法操作。比如，全盤西化，到底是要學哪個『西』？是美、英？還是德、日？如果要學美英，那麼當時美國實質上的種族歧視制度要不要學？當時英國的男女不平等、迫害少數群體要不要學？全盤西化論者，不僅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國情，也沒有能夠全面認識西方。實際上，即使是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也並非一天之內建成，而是在幾百年來逐漸演進的。
革命初期，『左』或者『右』的錯誤，頗有一些是來自於蘇聯經驗的影響。但中國共產黨人很快就發現，中蘇兩國基本國情差異甚遠，決不可照搬照抄，否則會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在這種國情下，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也開始了道路探索，早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照搬別國經驗的錯誤。比如，早期斗爭中，照搬蘇聯經驗，將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付出了大革命失敗、白區工作幾乎全面損失、紅色根據地損失90%的代價。但是我們的黨，及時糾錯、及時止損，選擇適合自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因此形成了獨特的理論創新，不拘泥於某種外部經驗，一切理論指導必須基於中國國情，結合中國國情，並隨形勢發展變化而逐步調整。『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獲得革命勝利的理論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人又面臨搞經濟建設的道路選擇。當時出現了這樣的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然而，實踐很快證明，中蘇兩國國情差異巨大，模仿蘇聯經驗在經濟建設上仍然走不通。如果完全仿照蘇聯的模式，中國必然出現工農業的失衡、輕工業與重工業的失衡，甚至是百姓『吃穿用』與重工業所需資源之間的失衡。因此，建國後中國的經濟建設，更加注重工農業平衡、輕重工業平衡、積累與消費平衡，使中國得以避免陷入蘇聯東歐國家後來遭遇的停滯泥潭。
到上世紀70年代末，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結合當時國內外形勢，果斷實施改革開放，並在其後提出『三步走』的戰略規劃。這無疑是一種戰略性的理論創新，沒有別人的成功經驗可循。之後近40年的時間，中國共產黨堅定地選擇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發展、創新這條道路。
實踐證明，因為我們的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充分了解國情、了解世情的基礎上開闢的道路，今天的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國，成為世界重要技術創新發源地，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與此相對，無論是蘇聯東歐集團後來的『改革』，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或出現顛覆性錯誤而導致國家分裂解體，或因阻力重重而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追溯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們可以回到篇首的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走出了這條道路？
關於第一問，上述歷史經驗已經證明，『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的結合，最終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
關於第二問，在奪取革命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人的選擇是：走自己的路。這不僅需要黨具有不斷創新的理論能力、堅強的組織隊伍，還需要黨敢於自我革命甚至是『壯士斷腕』的勇氣。就拿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斗爭來說，五年來，全國共立案查處省軍級以上黨員乾部及其他中管乾部440人，其中十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43人。放眼古今中外，能做到如此『刮骨療毒』的政黨，又有哪家？
正是以這種大無畏的勇氣、歷史的擔當和責任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時代。十九大報告提出新的『兩步走』發展戰略，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必將為這條道路注入新的內涵，必將繼續不斷自我革新，聚焦發展，以朝氣蓬勃的面貌，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奮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