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城市居民家庭中使用的購糧證，它的記憶並不遙遠。

　　購糧證，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非農業人口中使用，它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在這種制度之下，城市裡每一個居民都按年齡劃分，定量供應糧食。在上海，成年男性居民的定量是每月29市斤，重體力勞動者可酌量增加，女性居民則酌量減少，嬰幼兒則根據不同的年齡段規定可供應的糧食。

　　與購糧證一起出現的，還有糧票，但居民要憑購糧證到糧食管理所領取糧票，也需要憑購糧證到糧店買糧。這樣一來，購糧證成為了每個家庭的『命根子』。那時候哪家要是遺失了購糧證，那可比遺失錢物要嚴重得多，因為它意味著這個家庭將無法買到糧食。在那個時期，居民搬遷住房，除了要到搬出地和搬進地的派出所辦理有關手續，另外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手續便是到兩地的糧管所辦理相應手續。

　　這本小小的購糧證，維系著一個城市居民的喜怒哀樂，而它也隔開了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農民並不在糧食計劃供應的范圍內，進城以後因為沒有購糧證和糧票，吃飯很成問題。柳青的小說《創業史》中有一段《梁生寶買稻種》曾經收入了中學課本，梁生寶進城買稻種時自帶了乾糧，課本上說他勤儉節約，其實在那個年代，梁生寶如果進城不帶乾糧，就只能挨餓。

　　我是一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對於計劃經濟時期農民因為沒有糧票和城市居民在購糧證支配之下的生活都有深切的體會。

　　在家鄉讀中學時，因為學校離家太遠，需要在食堂吃飯。但學校買不到米，需要同學們自己帶米交給食堂。每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很多同學家裡吃的都是南瓜、山芋類的乾糧，學校不收，就只能自己帶來充飢，下午的課餓得根本沒有心思上。那個時候我們對城市居民所擁有的購糧證和糧票，是多麼羡慕啊！

　　1981年到了上海，我第一次領到了一本購糧證。其時，國家已經開始改革開放，展現了新的氣象，但當時計劃經濟體制還沒結束，仍必須用購糧證來保證居民的生活。當時，這本購糧證的功用已經不止購糧，還承擔了其他日用品的發放，每個季度到糧管所領糧票時，除了糧票，還能領到其他花花綠綠的票證，如肉票、魚票、雞蛋票、豆制品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香煙票等等。每到年關，我總起幾個大早，到菜場去買下這些物資，回鄉過年時讓家裡人嘗一些鮮。

　　我現在保存的這本購糧證，是80年代末期由當時的上海市糧食局統一換發的，原來那本頻繁使用的購糧證已經破爛不堪，在換證時被回收了。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普遍家有餘糧，紛紛將多餘的糧食運進上海，在菜場的一角擺攤販賣。其實農民進城販賣，更看中的不是錢，而是城裡人手裡的各種票證，其中最歡迎的是香煙票，一張能夠買幾包香煙的煙票可以換到十個左右雞蛋。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當時市場經濟觀念還沒有普及，但這種『以物易票』的交易已經體現出了市場經濟，實際上，它與幾十年來改革開放進程是吻合的，這些小小的市場交易，隱藏了市場經濟的萌芽，產生了對市場的推動作用。

　　隨著市場物資越來越豐富，購糧證的作用也就漸漸喪失了。我家購糧證上的購糧記錄，到了1992年1月戛然而止了。當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偉目標，上海的糧食供應系統也開始了改革。遍布街頭的糧店紛紛轉行，隨著糧票的終結，原有的糧食供應體制隨之瓦解，糧食局這個重要的行政機構也改為了糧油公司，進入了市場競爭之中。

　　改革帶給我們的是美好的生活：今天我們再也不用為買糧而晝夜排隊，也不需要再擔心丟失了購糧證而餓肚子；市場上供應的糧食種類多樣，為我們帶來了很多選擇。

　　十八大以來，有關部門緊緊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聚焦保供給、保收入、保生態，著力推進農業現代化。農業生產結構調整了，廣大農民的利益也增加了。人們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在幸福中回想當年購糧證的種種，為自己見證了祖國越來越好而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