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我們提供美國式的服務，但是快遞費是越南式的』

　　躺在病房裡的李玉賀，鼻子裡插著管子，頸部墊著兩塊毛巾。回憶那個周六的下午時，他的嘴脣上，仍然留著那一拳打出來的傷口。

　　在上海打工的父親老李坐火車趕到了北京。父子倆在重癥監護室裡見了面，每天只有5分鍾的說話時間。

　　『爸，我沒事，我讓人打了，我慢慢就會起來的。』父子倆一照面，李玉賀就安慰父親。

　　『沒事，現在醫學發達，沒有什麼不能治的，咱們反正慢慢養吧。』老李也安慰兒子，『不能走路了，就躺著。』

　　朝陽急診搶救中心骨三科給出的初步診斷結果是：『頭頸部軟組織損傷，疑似頸脊髓損傷，限於急診搶救中心的檢測條件，建議去上一級醫院進行進一步檢查。住院治療之後，患者肌力從0級逐步恢復到了4級。』

　　4級，比當初令父子倆害怕的『0級』有了很大好轉。『現在感覺比剛開始進醫院的時候好多了，但是脖子還是有點疼，後腰部位有點疼。』李玉賀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打人者被處以『行政拘留七日並處罰款二百元』的行政處罰，從9月10日至17日，在朝陽區拘留所執行。

　　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對方是安徽人，今年27歲，那個下午與21歲的山東人李玉賀『因瑣事』發生口角，『後將對方打傷』。

　　律師陪著老李去了幾趟派出所，警察告訴他，要等法醫的鑒定結果出來，纔能確定是否要批准逮捕。

　　『打成這樣，說實話真不值。』另一位快遞員竇立國感慨，『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因為語氣的原因，引發了這麼一次衝突。』

　　在申通公司王林女士的手機裡，存著好幾張快遞員被打之後的受案回執，案件都是9月發生的。『快遞員被打的事情真的很多。』她感慨。

　　今年7月28日，湖南株洲中通快遞快遞員郭君良遲到5分鍾，被收件人用太陽傘柄毆打又踹倒在地，送到醫院時大小便失禁，四肢軟組織挫傷。

　　8月15日，湖北武漢申通快遞員李師傅要求客戶寄件時實名登記，被一拳打碎了眼鏡，鏡片刮傷了眼角。

　　9月11日，山東濰坊申通快遞員小張由於把包裹放進了快遞櫃，引起客戶不滿，被客戶舉著棍子追打，最終頭部受傷，縫了十幾針。

　　『頂多被客戶罵幾句，投訴你，也就是這樣了。』竇立國說，『一般都是因為，把快件丟了或者損壞了。現在國內快遞員不好乾啊，要求我們提供美國式的服務，但是快遞費是越南式的。』據他了解，美國的快遞員，周末是不送件的。

　　王林把自己的日常工作比喻為『破案』。她遇見過一些收件人，明明包裹已經送到對方家裡並由家人代收了，卻一口咬定沒有收到。還有些包裹，完完整整送到了，沒有破損，簽收了，但收件人一口咬定，裡面東西少了，讓快遞公司賠錢。

　　『我還有好幾個「案子」沒「破」呢。』王女士飛快地說著，『警察執法都帶著執法記錄儀，我恨不得給我們的快遞員身上都帶上簽收記錄儀。』但她緊接著又說：『但這又有客戶要說隱私問題了。』

　　硬幣的另一面是快遞員被投訴甚至違法的行為。今年6月27日，北京市朝陽區管莊一位客戶在微博上爆料，由於包裹丟失，她投訴了申通快遞的一位快遞員，被對方報復。快遞員闖進她的家，用石塊擊打她的頭臉部。這位客戶最終起訴了快遞公司和快遞員，索賠72萬餘元。而引發這一切的那個丟失的包裹，價值188元。

　　『投訴問題，是快遞行業的痛點了。』王女士說，『這是服務態度的反射，直指這個行業的服務水平低下。另外，這與公司管理的簡單粗暴也有關系。如果管理只是罰款，以罰代管，服務的質量就不會那麼好，最終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她說，公司一個月的罰款，『最瘋狂』的時候，甚至上百萬元。

　　8月28日，朝陽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那起快遞員入戶打人案。接受采訪時，申通快遞公司負責與媒體溝通的代表表示，申通公司『會承擔應該承擔的全部責任』。

　　不到半個月，李玉賀被打的事情發生了，同一位代表再次面對媒體，這一回，代表的是追責的一方。

　　雙方都氣鼓鼓的。快遞小哥報了警，客戶同樣拿起了手機，連著打出去三通電話，試圖投訴

　　面對著同事的手機鏡頭，李玉賀仔細回憶了一遍那天下午發生的一切。他記得自己一共挨了兩拳四腳。

　　狹窄的樓道裡，快遞小哥和客戶對峙著。李玉賀身高177厘米，身材瘦削，而對方比他壯。

　　雙方都氣鼓鼓的。快遞小哥坐在臺階上，拿起手機報了警，客戶同樣拿起了手機，連著打出去三通電話，試圖投訴，但三個號碼都是錯誤的。

　　根據李玉賀所述，客戶最終放下了手機，過來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朝著自己家門口拖。李玉賀開始掙紮，兩手揮舞，衝突進一步昇了級。

　　事發後收件人被拘留，期滿後，記者實地拜訪及打電話均無法與對方取得聯系。李玉賀對衝突過程的描述，暫時未得到收件人的回應。

　　老李說，如果能見到打人者，他最想問的一句話是：『為什麼下那麼狠的手？不就是一個快遞晚了幾分鍾嗎？』李玉賀是長子，他的弟弟還在上小學。

　　李玉賀有個3歲的兒子，今年夏天又添了個女兒，現在纔兩個多月。『要想辦法賺錢，家裡添人口了。』他對父親說。

　　7月30日，李玉賀坐著火車離開老家，來到北京。他用微信通知了在上海打工的父親。老李給他回了電話。

　　『北京車多、人多，我說你注意點。咱老百姓碰著人家豪車，咱得賠人家錢，碰著人，咱得給人家看病。咱又沒錢。』老李叮囑他。

　　父子倆很少通電話，兩個月裡，也只用微信視頻聊了幾次。有幾回，天已經很晚了，老李下了班，估計兒子也該下班了，就發出了聊天請求。

　　『還在派件兒呢。』鏡頭對面，兒子總是匆匆忙忙地說。

　　老李也在北京乾過快遞，他記不清具體年份，只記得是『10來年前』。『同城速遞，在東城郵局那兒乾過。』那時候，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騎著車，從清河一直騎到鼓樓外大街東城郵局。從郵局一直到西郊機場，北三環的路上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幾所高校，『都是我的事』。他從早忙到晚，送完包裹，還要騎著自行車回到清河。一天算下來，能掙70多元。

　　那時，網絡購物的熱潮剛剛興起，包裹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但老李忙起來依然會顧不上吃飯，常常隨便在路邊買個面餅墊一口。

　　他只乾了一個冬天，就離開了北京。去年，老家的大蒜賣得早了，只賣出三四萬元，他又跟著村裡的包工隊去上海賺錢。

　　這位43歲的中年人過去沒想到，自己的兒子會來到他當初送快遞的城市，送起了快遞。

　　李玉賀的微信朋友圈裡，最新的一條是8月22日發的：『晚上4點給我打電話，我是送快遞的不是「三陪」，腦子有病吧。』配著三個大哭的表情。

　　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一邊進行康復訓練，一邊承認，如果再讓他回到挨打的那一天，他肯定『不會那麼衝動了』。

　　公司為他墊付了醫藥費，幫他請了律師，打算向那位收件人索賠。

　　他躺在醫院的時候，屬於他的第一筆快遞員工資剛剛下發：4000多元，遠遠不夠這次的醫藥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