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要從一個『社會現象』變成一個『正規職業』，可能還需要經歷一個對價值邊界不斷厘清的過程：在社會價值上竭盡所能做加法，在削除『娛樂至死』的劣根性上，大刀闊斧做減法。

　　據媒體報道，作為全村唯一留守的年輕人，四川瀘州90後農民劉金銀每天早上6點起床，簡單洗漱後便開始直播：掃地、做飯、喂豬、下田、捉黃鱔……從今年2月起直播，半年內收獲近10萬粉絲，打賞8萬多元。但父母和親友鄉鄰都覺得他『不務正業』。

　　生活在都市的人，對農村生活充滿新鮮感。劉金銀直播農村的淳朴生活，收獲了不少粉絲，也賺到了比種地、打工更多的錢，從經濟收入看『很成功』。但不論賺不賺錢、賺到多少錢，他仍不能被鄉土社會所理解。說年輕人做直播有多麼『不正經』，很多人可能不會接受；把問題都歸因為農村人的『老土』和『頑固不化』，恐怕也未必站得住腳。

　　泛媒介時代，相當多的年輕人樂於做直播、看直播，唱歌、游戲、逛街、擼串等各種內容的直播無以計數，異常火爆。這種『火』有一定的時代性，但也存在邊界不清的問題。一者，直播的法律和道德邊界尚未明確。『全民直播』近一兩年纔興起，迅猛發展背後，也一度藏污納垢、良莠不齊。為了吸粉、賺錢，『老虎』『饅頭』『蜜直播』等直播平臺相繼涉黃，更多主播靠發嗲索要禮物……要說這樣的直播是『正業』，不論鄉土社會還是城市文明恐怕都不會接受。

　　二者，直播的價值邊界也需要明晰。經過有關部門的數輪整治規范，直播生態有很大改觀，這是第一步。直播的社會價值在哪裡都是不容回避的深層次問題。時下有些直播滿足的是公眾的知情權、精神文化需求，或是學習新知識的渴望，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直播不具備任何功能。它忸怩作態、插科打諢、游戲人生，更多的是一種獵奇或者漫無目的的消遣，是一個空洞的、蒼白的存在，是對做直播和看直播者時間的一種巨大浪費。少了社會價值這個『靈魂』，它又如何能夠算得上是一個正規職業，獲得社會的普遍承認呢？

　　運行得好，直播能夠創造社會價值，甚至成為一個職業。很多新興行業、職業都是從不被理解轉而獲得公眾認可的。但也有很多新興業態曇花一現，最終被時間過濾，消失在時代的潮起潮落裡。網絡直播要從一個『社會現象』變成一個『正規職業』，可能還需要經歷一個對價值邊界不斷厘清的過程：在社會價值上竭盡所能做加法，在削除『娛樂至死』的劣根性上，大刀闊斧做減法。

　　美國文化學者尼爾·波茲曼曾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懮心地寫道：『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直播也好，其他新興業態也罷，都不能陷入娛樂至死的死胡同，否則可不就是一種『不務正業』麼？由此說來，四川鄉下老農對兒子的耳提面命，何嘗不是一種傳統價值觀對新興業態的善意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