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重視官員的心理危機,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執政能力建設的政治問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2月5日凌晨5時,廣東省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跳樓身亡。據警方稱,劉先進本人近期嚴重失眠,疑因健康原因引發精神焦慮而自殺。
近年來,我國官員自殺事件引人關注。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我國共發生13起官員非正常死亡,僅12月,就有6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數官員屬於自殺。
讓人意外的是,2010年伊始,又聞官員自殺的報道——除劉先進外,1月18日凌晨,陝西省勉縣紀委副書記、縣監察局局長馮某從勉縣醫院住院部7樓跳下,經搶救無效死亡;1月13日,河南省鄧州市建設局牆改辦主任劉雲峰在接受紀委調查時『跳樓自殺』。
從以往報道來看,官員自殺方式多樣,主要是跳樓、割腕、開槍、上吊等。而官方公布的自殺原因,多數為心理健康出問題。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認為,官員是社會公共資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對社會發展負有特殊責任,其自殺不同於普通人。有關部門應高度重視官員的心理危機,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執政能力建設的政治問題。
多數因心理壓力而輕生
『現在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別看人前風光無限,但背後的苦衷沒多少人知道。』2月12日,本刊記者與一位在南方某縣任縣長的朋友聊天時,他感慨道,『總擔心工作出問題,常常失眠,人還不滿四十,白發卻生不少。』
原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李毅中曾對媒體坦陳心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來電話。』在記者采訪過程中,不少官員也坦言心理壓力太大。而李毅中這句簡短的話語,正吻合時下多數官員的心態。
2009年9月3日,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鄧小虹透露:『自殺已成為我國人群第五大死因,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還有約200萬人自殺未遂。』在這個自殺群體中,官員也不可能置身度外。
據了解,北京是較早關注官員群體心理健康的地區之一。2005年5月,北京市相關機構對200多名中年官員進行了一項定向精神健康檢查,結果顯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傾向。
2005年6月,安徽省黃山市委黨校對100多位官員進行心理健康問題調研,發現官員普遍有較大『心理壓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勞』,以及『浮躁』和『壓抑』心理,『焦慮』和『懮郁』等情緒。
在以往自殺的官員中,涉及黨委政府、教育、稅務、金融等多個領域,從科級、縣處級、廳局級,直至省部級,各個級別官員均有,其中科級、縣處級自殺官員佔多數,比如原安徽省蚌埠市統計局長劉敏、原福建省福鼎市質監局長翁華銘等;廳局級官員有原江西省上饒市委書記餘小平等;省部級高官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等等。
據本刊記者了解,每次官員自殺消息披露,公眾更多的是對事件是否隱藏腐敗的好奇、懮慮與猜測。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部分官員涉及腐敗而自殺外,多數官員自殺的重要原因卻是心理健康出問題。
『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其自殺並非官員的私人事件,應屬於公共事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官員存在心理危機,不但直接影響到自己的工作和事業,還影響到自己與家庭、朋友的和諧,更嚴重的是弱化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各種挑戰施壓官員心理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官員心理危機的產生,與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對各級官員提出諸多挑戰有關,包括知識社會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行政問責對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驗、以人為本對科學執政能力提出的考驗等;還有面對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來自因本領不適應、能力素質不高的內心壓力。
首先,官場競爭的壓力。在社會轉型期,原有的領導模式、思維方式需要更新,官員面臨巨大的晉昇壓力。現實中,各領域的官員,個人昇遷與實際績效相掛鉤等,增大了官員的心理壓力。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隨著我國官員問責機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以及對客觀上存在的,如火災、洪水和生產安全等重大突發事件的提防與懮慮等,使官員的心理壓力倍增。
『有些突發事件發生後,部分主要官員對危機處理缺乏經驗,使自身同時陷入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不但要手忙腳亂地處理善後事宜,還要承受來自上級和社會的壓力,這也可能成為官員自殺的原因。』李成言教授認為。
其次,人際關系與社會監督的壓力。多數官員處在重要的崗位上,他們在正常的工作之外,還要拿出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來應對我國特有的官場關系和社會關系。比如領導、朋友、親屬求幫辦事,但如果幫忙又違反相關規定,導致官員無法平衡好這些關系,這對官員無形中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社會公眾的監督和傳統的處事習慣,也成為誘發官員心理危機的原因之一。隨著我國民主進程的加快,官員在正常工作狀態下的一言一行,被置於公眾的視線監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麻煩。剛剛過去的2009年,比如『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你敢在新華網曝光,我就叫它關閉』、『我們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語錄』的官員,不但引來非議,有的甚至還丟官挪位。
再者,高壓反腐的壓力。官員掌握著一定的人、財、物的支配權,由於我國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衝突的機制,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官員面臨眾多的誘惑,『尋租交易』使官員成為腐敗『高危人群』,在眾多誘惑和高壓的反腐態勢之間,官員的心態常常處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產生嚴重的心理危機。
以往就有些官員就經不住誘惑而腐敗,但又擔心腐敗問題敗露難獲饒恕,直接導致心理壓力過大而選擇自殺。還有的官員深陷腐敗串案泥潭,意欲脫身卻難以自拔,最終在痛苦之中選擇自殺。
此外,家庭生活的壓力。在日益激烈的官場競爭環境下,由於官員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工作和應酬中,無暇顧及家庭成員的感情,比如缺乏夫妻交流、忽視對孩子的關愛和教育,從而使一些官員在內心裡一種愧疚感,導致家庭產生不和諧,甚至出現危機,從而給官員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不可否認,官員在各種壓力下,加上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對官員的培訓,往往側重在政治思想和業務水平上,而在思維方式和領導方式科學化上缺乏足夠的訓練,加上長期忽視心理上的關注和關懷,以致官員的心理壓力無法找到緩釋渠道,從而影響工作和事業,甚至導致自殺悲劇的發生。
『隨著挑戰不斷增加,工作和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官員出現心理危機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加大。』浙江省金華市第二醫院心理諮詢室主任施承孫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幾年,雖然有關部門越來越重視官員心理健康,但仍然停留在一個表層的階段,很少有實質性舉措。因此,在乾預官員心理危機上的意識和舉措,就很有必要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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