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最早源自中國古代的文化和政治體制，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問難』和『自責』的概念，並在中國歷史上發展出獨特的政治文化。在中國古代，君主或統治者有責任對國家、政府和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責任觀念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價值觀之一。在現代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問責制』作為一種施政原則和管理方式，被用來監督和追究政府官員在職責履行、行為失范、職務違法等方面的責任，以保證政府的廉潔、公正和效能。

　　　數字問責的治理效能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普遍應用，人類社會進入到史無前例的大數據時代。數字技術正以不可逆轉之勢嵌入經濟、社會以及各層級政府部門，在公共管理領域形成了多樣化的數字治理新形態。數字問責也進入大眾視野，推動數字治理實現透明、精准、精細化。

　　數字問責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和信息化手段，通過數據采集、整合、分析和展示，對政府、機構、企業等相關主體在數據管理、處理和使用過程中的行為進行監督、評估和追溯，以實現責任明晰、權力約束和治理過程的透明化，確保其符合法律法規、道德准則和責任義務，並對其不當行為進行追究和懲罰。數字問責的引入可以彌補現有問責方式的不足，提高問責的全面性、客觀性、及時性、效率性和精准度，促進公共數字治理效能的提昇。

　　首先，傳統的問責方式受限於信息的有限性和主觀性，難以全面准確地評估相關主體的行為和決策。而數字問責可以基於對大規模數據的分析和挖掘，提供更全面、客觀的評估結果，有助於更准確地判定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其次，傳統的問責方式可能存在數據滯後、信息更新不及時的問題，使得行為評估和問責可能存在時間延遲的情況。而數字問責可以基於實時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及時監測和評估相關主體的行為和決策，使得問責能夠更加及時地進行。最後，傳統問責方式對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存在一定的人力和時間成本，工作效率有限。而數字問責可以借助數據分析和智能算法，實現對大規模數據的高效處理和快速分析，提高問責的效率和精確度。

　　數字問責借助數字技術實現了信息的實時傳遞和共享，通過數字平臺和社交媒體等渠道，政府、企業和公眾可以迅速獲取和發布信息，信息的傳遞和反饋速度大大提高。第一，數字問責強調信息透明度和公開性。數字技術使得信息更加易於獲得和流通，公眾可以通過網絡和應用程序了解決策的過程和結果，實現信息的對等和公正。第二，數字問責提供了更廣泛和多樣的監督途徑。公眾通過網絡平臺可以進行多方面監督，通過評論、點贊、舉報等形式參與問責過程，形成多元化的監督力量。第三，數字問責倡導數據驅動的決策。通過數據分析和監測，數字問責可以對決策的實施和效果進行實時評估，權衡決策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

　　盡管數字問責在許多方面具有優勢和潛力，但也存在一些潛在的弊端和挑戰，如數字鴻溝，可能會排除一些人群的參與，降低問責過程的代表性；不平衡的參與，導致少數聲音主導或公眾輿論失衡；虛假信息和濫用，可能會乾擾公正的討論和決策，影響問責的效果；隱私和安全問題，可能會影響公眾對數字問責過程的信任；等等。這些弊端需要認真對待，並通過合適的政策和機制予以解決，以確保數字問責的公正性、透明度和有效性。

　　　數字問責的實施路徑

　　數字問責在數字時代成為一種重要的補充和完善，為治理提供了新的機制和路徑。數字問責的實施路徑具體如下：

　　第一，加強數字化能力建設。數字問責的實施需要依賴數字技術和信息化平臺。政府、企業和公共機構應加強數字化能力建設，提昇信息系統和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提高數據收集、存儲、處理和分析的能力。

　　第二，優化機制設計。數字問責需要建立相應的機制和規則來確保信息的透明、責任的明確和監督的有效。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制定數字問責的政策法規，明確問責的對象、范圍和程序，並建立相應的監督機構和機制，確保數字問責的實施和執行。同時，建立響應機制和追責機制，明確不當行為的處理方式和後果。對於違規行為，要及時予以糾正和處罰，以發揮警示和威懾作用。

　　第三，推進公眾參與。數字問責的核心在於強調公眾的參與和監督。政府和相關機構應積極引導並支持公眾參與數字問責的過程，通過數字平臺和社交媒體等渠道，提供便捷的參與和監督途徑，鼓勵公眾表達意見、提出建議和舉報不當行為，實現多元化的監督。

　　第四，加強數據治理。數字問責離不開數據的支橕和運用。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加強數據治理，包括數據收集、整合、共享和保護等環節，確保數據的質量和安全，保護個人隱私，提高數據的可信度和應用價值。

　　通過加強數字化能力建設、優化機制設計、推進公眾參與和加強數據治理，數字問責可以得到有效推動。但這些路徑不是孤立的，它們相互連接、相互促進，構成數字問責實施的綜合路徑。在實施數字問責的過程中，應根據實際情況和特定領域的需求，靈活地選擇和組合這些路徑，以實現數字問責的最佳效果。

　　總之，有效的數字問責更加強調數據治理和數據安全，促進數據主體的權益保護，提高數據質量和可信度，推動數據驅動的決策和創新，從而增強政府、企業等相關機構決策的透明度和責任意識，推動公共政務事務治理的公正性和民眾參與的效果，提昇治理質量和社會福祉。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鄉村數字治理的協同機制及其效能優化研究』(21BZZ01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