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學傑出校友段永平向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進行大額捐贈,合計超10億元,主要用於學校基礎設施建設、人纔培養、學科建設、師生文體活動等,引發廣泛關注。這也是短時間內,國內再現10億元以上大額高校捐款。
之前,在2023年11月武漢大學130周年校慶之際,小米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軍向母校武漢大學現金捐贈13億元,支持數理化文史哲六大學科基礎研究、支持計算機領域科技創新、支持大學生培養,一時令人側目。前不久,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86級碩士校友、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向母校捐贈兩億元,用於支持中國科大少年班學院大樓建設,也引發了不少討論。
高校獲得大額捐贈,無疑是令師生、校友振奮的好消息。社會輿論往往關注大額捐贈的具體數額,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高校怎麼用好社會捐贈,把社會捐贈花到辦學的『刀刃』上。這纔能形成高校越辦越好,進而激發更多企業、企業家捐贈教育的良性循環。
企業、企業家向高校捐贈的資金如何使用,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情況討論。一類情況,是捐贈者指定用途的定向捐贈,如建教學樓、實驗室、圖書館,捐贈設備,設立獎教金、獎學金等;另一類情況,則是捐贈者未指定用途,由學校自主使用,用於人纔培養、科學研究等。
關於由捐贈者指定捐贈用途的捐贈,存在的問題是,有的高校將捐贈設施設備閑置,沒有充分用於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如向高校捐贈的智慧教室、高科技設備,就被部分受捐學校的師生抱怨使用情況不好,成為了擺設。之所以存在這一問題,是因為缺乏使用好捐贈設施設備的長效機制,包括有關學院沒有使用這些設施設備的長期規劃,教師沒有積極性,管理、維護的職責不清晰。這也影響企業、企業家向高校捐贈最新設施設備的熱情。
對於這類捐贈,需要校方與捐贈方充分溝通,學校究竟需要什麼,捐贈者對校方的需求是否感興趣、願意支持。要把這類捐贈納入學校的整體發展規劃統籌考慮,避免把捐贈項目搞成形象工程。這類捐贈在簽訂捐贈協議後,要求學校嚴格按照捐贈者的意願,使用捐贈經費,並及時向捐贈者報告資金使用情況,接受捐贈方的監督。
相比之下,未指定用途的捐贈對高校而言更加靈活易用,而這也更考驗高校的戰略眼光和執行能力。對於這類捐贈,學校幾乎擁有全部的使用自主權。這些錢能否用到『刀刃』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學校是否有足夠完備、先進的決策制度。高校在自主使用這類捐贈經費時,要建立專門的經費管理機制,並充分聽取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意見,向師生、校友介紹使用這些經費的情況,確保經費的流向公開、透明。也只有在這種背景下,經費纔能自然地流向師生最需要的地方。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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