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會贏嗎
『限塑令』落地十載,效果究竟如何?
真實的答案也許只有垃圾填埋場知道。紀錄片導演王久良把鏡頭對准了平均使用時限25分鍾、降解卻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億個、隨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動量上億個、輾轉全國各地的快遞袋;它是一天可以壘成幾百座山峰、間接喂飽了超過2000萬張嘴的外賣盒;它還是農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溫中不斷變換形態,覆蓋了消費社會裡每一個個體。10年裡,當『限塑令』將『環保有價』的理念推向公眾時,科技也不斷追逐消費者的環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環保塑料袋』上了貨架、篩選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學手段等成為大熱的環保課題。
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項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環保塑料袋』被丟棄後又去了哪裡。
10年過去了,裹上層層面紗的塑料從來都沒有缺席。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在官網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
關於限塑的努力,還在繼續。
環保還是商機?
在王久良的鏡頭裡,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場絕對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質塑料制品無人問津,其中包括無法統計數量的『環保塑料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教授劉建國,並不訝異這些『環保塑料袋』的命運。『環保塑料袋需要嚴格的條件纔能降解,比如溫度、含水率、特定反應器等,在自然環境下很難降解。』他注意到,這些『環保塑料袋』的去向,依舊是和各類垃圾混雜在一起,再被壓縮稱重,最終送進填埋場或是焚燒場。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消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環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錢而已』。
他調查發現,大量標有『可降解』標識的塑料袋,其實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雜在一起的產物。出廠後,就加價搖身變成了『環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機。
『一個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學試劑清洗乾淨,再進入降解的流程,這個過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說。
王久良很清楚,當下科技進步的速度不可謂不快。意大利開發出新技術——在一堆垃圾裡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篩選塑料。但這些手段在中國的推行難度很大。
『我們的垃圾沒有進行分類,那些垃圾廢水裡有什麼樣的物質,得經過多少道工序、花費多少成本?』他說。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覺得有更緊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審視塑料究竟對周遭的世界影響到了怎樣的程度。支橕咖啡廳遮陽傘的墩子、道路用來交通隔離的小柱子、隨處可見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處處都有被反復利用後的劣質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發現了一個幾乎被塑料包圍的農村。兒時離家還未聽說過的地膜如今成了農田的『主人』。
『田間地頭、渠溝路旁,甚至大街上、農戶的院落裡,到處見得到廢棄的地膜。舊的地膜沒有處理完,新的又鋪上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很清楚,厚度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難從土裡徹底剝離,由於沾滿土灰重量又輕,地膜回收的價值較低,除了焚燒和擱置別無他法。
行走在農田上,如果翻開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見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塊糾結在一起,像是地裡長出的莊稼。
他發現,農村是一個幾乎『沒有管理的塑料世界』。有環保人士下鄉,在老鄉家裡吃飯,一次性塑料餐具擺上了桌子,用完後,老鄉隨手就扔進火爐,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後變成看不見的致癌物二惡英,排向空中,再隨降水循環到農田和河流。
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質塑料制品,隨著消費浪潮湧入農村。由於一些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和垃圾回收系統,塑料制品借助風和雨,進入河流或溝渠,留在江河湖海和農田山脈。
負增值產業?
王久良的鏡頭曾在日本對准過一家回收礦泉水瓶的企業。這家企業擁有一個幾百平方米的寬敞車間,擁有先進的智能化和數控設備。在生產線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車間裡,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聞不到刺鼻的氣味。
令他意外的是,這樣一家『模范』企業的負責人卻時常因為回收塑料瓶而煩惱。日本對於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為了排污達標他們需要花費大量成本。『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我們是虧本的。』負責人告訴王久良,企業每收購一噸廢舊礦泉水瓶,政府就給他們補貼2萬日元。
即便如此,他們也無力再回收處理更多種類的塑料制品,『環保的成本太高了』。
鏡頭對准中國垃圾處理廠,卻是一幅幅讓王久良心酸的畫面。他曾花3年時間,拍攝了名為《塑料王國》的紀錄片。紀錄片裡講述了中國『洋垃圾』的產業鏈——一些人從遠洋貨船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揀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後經過漂洗後粉碎,進而加熱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業使用的塑料顆粒。
『日本處理一種單一污染物都要建一個廠,在中國一個小作坊卻能處理全世界各類塑料垃圾。』他說,『中國有全世界垃圾分類做得最好的人,他們沒有防護措施、沒有先進技術。』拍攝期間,那些黝黑的面孔教會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聽響聲,然後是看煙看火聞味。
『他們是一群農民。』他說。
一張餐桌大小的粉碎機、兩張餐桌長的制粒機就可以組成一家小作坊。機器轟鳴聲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飛舞。從王久良的鏡頭看過去,屏幕的每一個角落都能看見塑料碎屑。鏡頭再一轉,污水可能未經處理就咕嚕咕嚕排進了河裡。
作坊之間的區別只在於大小,『你有10臺這種機器,而我可能只有1臺。』
鏡頭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難處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國。過去的10餘年,中國對洋垃圾的進口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回落以及今年徹底的禁止。
『之所以進口還是有利可圖,可真的有利嗎?』王久良忍不住反問,『環境的成本算什麼?』
3年拍攝時間裡,鏡頭記錄下了那些看得見的『成本』,村裡的水漂著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後的污水流到了林子裡;有老太太分揀時不小心碰到了腐蝕品,她的手指整個關節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覺得腰上長了瘤子卻死活不願看醫生,『檢查出來病咋辦?日子還過不過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學費。』
紀錄片的拍攝讓王久良認清了一個道理,『以環境友好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負增值產業。』他打了個比方,如果環保型回收1噸廢舊生活塑料能夠產生100元經濟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則,無法解釋在被世界公認垃圾分揀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為什麼要對企業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補貼,更解釋不通為什麼《塑料王國》裡來中國的洋垃圾裡依然會出現日本垃圾。』
有環保人士稱,『垃圾填埋和焚燒場掙的是消耗、處理垃圾的錢,而不是循環利用塑料垃圾產生的次生利益。』
事實上,這些乾濕混合的垃圾焚燒後發電效率並不高,在不充分燃燒的條件下還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質以及產生飛灰和廢渣等。但相應地,『從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誇張。』
『環保很多時候就是幾害相較取其輕。』劉建國說,當前社會有一種聲音,期待著科學家能夠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東西。但實際上,從全生命周期計算,無論是帆布袋、紙袋所要消耗的資源帶來的污染同樣不會少。
他舉例說,如果做紙袋,需要經歷種樹、砍樹、做成紙漿、造紙的過程,而帆布購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種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產業,不僅要考慮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還要考慮土地資源的佔用、運輸、印染、流通、廢棄後填埋焚燒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卻沒想過一旦要處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幾十倍,佔用的空間、處理難度都不小。』
這個研究固體廢棄物的學者曾做過實驗,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對環境的影響纔能優於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問題不是去尋找一個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審視我們的消費行為。』蔣高明說。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佔領了農田,中國農業科學院的數據顯示,在短短30年時間裡,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農村白色污染十餘年的蔣高明發現,引發蝴蝶效應使農田樣貌大變的,跟城裡人的餐桌有很大關系。
他說,為了生產反季節蔬菜和水果,農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則是為了改善土壤溫度和濕度,以延長經濟價值較高作物的生產季節,最終提高其產量。
地膜鋪下去後,產量的確提高了。但同時,地膜在使用後很難從土壤裡剝離。它們長久地待在土壤裡,破壞土壤結構,生物失去了活動空間,線蟲、蚯蚓挨個離開,土地最終板結化。
蔣高明注意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蓋一層膜,地上再鋪一層,為的是不讓水分流失,可這樣的密封環境會活活地把土壤裡的微生物憋死,最終演變成脆弱的生態系統。
他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傷心的面孔,一些農民都遭遇了作物爛秧、病害等問題,有牛羊吃了地膜覆蓋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蔣高明叫人翻開土地,清晰地看見地膜纏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們把土壤帶回實驗室檢驗,甚至發現了30年前殘留的地膜,『它已經變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見的塑料片了,但並沒有消失』。
來不及處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產生的六氯代苯、二惡英、多氯聯二苯等有害物質由此進入空氣。
而那些染病、使用過量化肥和農藥的作物去了哪兒?蔣高明說,『最後都上了城裡人的餐桌。』
他覺得這一切很諷刺,無窮無盡的消費需求控制著市場的流動變遷,卻又最終被其反噬。他曾和農民討論,乾脆把果園裡鋪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減少污染和浪費。可對方拒絕了這個建議,理由很簡單——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勻,賣相太差,沒人會買。
『苹果是拿來吃的,不是拿來看的。』蔣高明說。
這位學者忍不住反思,『我們真的有這樣大的消費需求嗎?』他反感一顆糖一張塑料紙的包裝模式,公開批判出版業給書貼塑料膜的行為,也反對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這會造成多少浪費?』
劉建國總結了12個字:『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從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的辦公樓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寫字樓正在不斷壓縮著城市的空間。塑料袋、建築垃圾、電子垃圾、廢鋼鐵、輪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單車……劉建國覺得,經濟增速太快了,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消費模式發生改變,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場。共享單車一兩年前還是解決最後一公裡問題的『天使』,轉眼間就在小區、停車場壘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覺得塑料袋是個大問題,所以一邊兒吃著塑料盒包裝的外賣一邊兒痛罵塑料的罪惡。真正思考了,你會發現處處都是問題。』這名學者嘆氣道。
大拆大建後廢棄的建築垃圾填埋場,也曾是王久良鏡頭捕捉的對象。他在一個近兩公裡寬的填埋場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時,兩千多人在各種廢舊管材、線材、塑料、鋼筋、磚頭裡穿梭,抱著東西就往填埋場邊上的窩棚跑去。那是他們的暫居地,也是廢棄材料的暫居地。起重機和卡車很快會帶走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個工地或是工廠。
一派熱火朝天的氣氛裡,王久良在遠處站著,五味雜陳。
在拍攝《塑料王國》時,這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注意到了一組數據,從1995年大規模進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個洋垃圾回收產業反映在經濟價值上都是一條完美向上的曲線。美國1噸9美元的垃圾,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後,能以上千元的價格賣給小作坊,經過處理後,一噸塑料顆粒的售價甚至直逼五位數,價格『快趕上原材料了』。
『我以為人可以低到塵埃裡,卻沒有想到能低到垃圾裡。』一次放映活動上,一位大學老師看完影片後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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