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師生相處的邊界在哪裡

　　近來，有關『高校性侵』以及學生與導師關系惡化後的極端事件屢次走進公眾視野，高校師生到底該怎麼交往引發關注。

　　不同於小學、中學的師生關系是『大人』管『小孩』，高校中老師和學生都是成年人。這就決定了，高校師生相處不僅僅是『教與學』的關系，但又跳不出『教與學』這個大背景。在這種情況下，高校裡的老師和學生應該如何把握相處的邊界？

　　私事讓學生做，『那是沒拿你當外人』

　　盡管已經過去10多年了，小宋依然忘不了當年上大學時的『創傷』。

　　因為在高中當班長的經歷，小宋上大學後被選為班長。本以為沒有太多事情的他後來卻發現，沒事情的是同學，而不是老師。

　　『那個時候我們的輔導員老師給各個班長排班，輪流到她的辦公室值班。』小宋回憶說，說是值班，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幫輔導員老師跑腿『辦私事』。

　　『送文件、取報紙這都不算事兒，買飯、買書、去郵局取包裹、去超市搜集小票開發票……除了幫老師乾私事兒，還得陪她聊天、說話、共進午餐。』

　　時間長了，脾氣耿直的小宋甚至還公開『罷工』不去值班，甚至是去值班也會有意無意地『頂撞』老師。

　　已經上班多年的小宋說，畢業後在和同學們聚會的時候聽到有同學替老師辯解說，『她那是沒拿你當外人，是把學生當作朋友，當作弟弟看待。』

　　小宋回憶說，當時確實很多同學並不管老師叫『老師』，而是叫『姐』，老師對這個稱呼也欣然接受。但在當年的他眼裡，老師就是老師，不能讓學生什麼都做。

　　本來就對專業不太『感冒』的小宋在老師外力的『敲打』下就更加厭學了——他想要換專業。

　　當他向學院提出轉專業的時候，『輔導員的眼睛都沒從電腦上挪開』地對他說，『本院還從沒有過這種先例。』

　　實際上，小宋後來成功了。他在之前的提交申請、求見校領導中都講述了輔導員『以權謀私』的細節，但都以要懂事、聽話、顧全大局被否定了。後來，他給學校主要領導寫了一封信，表示如果不讓他換專業，他就去自殺。

　　『實際上，我根本沒想過自殺，就是想引起學校的重視。』但就是這封『無心』之信，成功了。

　　與小宋非常相似的還有邱盛(化名)，他在讀研究生期間因為被導師要求『報銷發票、郵快遞、填個人表格甚至到幼兒園接孩子』，而跟導師發生過激烈衝突。

　　『我當時要求換導師，可是全校范圍內都沒有過這種情況，學校也沒有更換導師的先例。』幾經折騰無果後，邱盛也選擇了和小宋一樣的『行為藝術』，以『自殺』相要挾，最終學校也是首開先河給他更換了導師。

　　曾經把學生當孩子，現在師生交往很謹慎

　　幾經周折，記者采訪到了邱盛要求更換的馮老師。作為邱盛的前碩導，馮老師也有一肚子委屈要傾訴。

　　『我承認，確實是讓他做過這些事情，但是，我從內心講不是要有意「整人」或者是「使喚人」，而是不得已為之。』

　　馮老師回憶說，邱盛在學校那幾年正是他所在的專業和他個人事業的上昇期。

　　『熱門的項目要去申請，大量的表格要填寫；報銷流程太繁瑣，每天都要去財務處排隊。在所有這些事情之外，我們還要帶實驗、看論文、看開題報告，有些瑣碎、重復的工作確實是交給學生去做了，可我也沒把空下來的時間忙自己的事情，都用在帶學生上了。』

　　『我也是沒辦法纔讓學生幫我去接的，絕不是天天讓學生幫我去接孩子。』

　　馮老師說，自從和邱盛這件事情鬧出來後，學院專門開了一次作風整頓會議，明確要求老師和學生必須保持距離，『規定裡甚至還包括，下午五點以後，男老師不允許在辦公室單獨接待女學生。』

　　聽到馮老師們面對的『規矩』，已經退休的何老師頗為感慨『今時不同往日』。

　　『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後來我也留校當老師，帶碩士、帶博士。』何老師回憶說，『當年，老師就是學業導師，師生經常吃住都在一起，很親密的。』

　　『那時候老師都把學生當孩子，定期都要聊一聊。比如說，老師開完研討會回來就要叫上學生去辦公室或研究室聊學術，大家一起也不會嫌擠。』

　　記者采訪到多位跟何老師同時代的老師，他們都有帶學生回家裡或者是被老師帶回家裡討論問題、吃飯的經歷，而且，那個時候偶爾幫老師看孩子、買菜甚至是搬蜂窩煤，都成了今天師生聚會時暖暖的回憶。但現在這樣的事情幾乎絕跡。

　　『我不知道是我想的太少了還是現在的學生內心太脆弱了，總之我們的交往現在很謹慎，就怕什麼事情會給學生帶來傷害，師生之間的距離感很強。』

　　馮老師提到了一個細節：近年來他在碩士生入學考試的時候竟然看到了越來越多家長陪考的身影。『我真想不明白，能參加碩士考試的都是成年人了，還需要家長陪考嗎？這樣長不大的孩子，心理能不是脆弱的嗎？』

　　師生到底應該怎麼交往引關注

　　高校中，老師和學生到底應該怎麼交往？是否該劃定必要的邊界，設立必要的『區隔』？

　　有資料顯示，英國教師行為指引中有明文規定，教師不得與學生獨處，找學生談話必須有第三者在場；教師不得將私人聯系方式告知學生及學生家長。在日本的大學裡，高校紛紛成立防止騷擾委員會、勤務環境調查改善委員會、大學倫理委員會等機構。問題是，這些他山之石是否適合我國當前高校之中的師生交往？

　　教育管理專業博士鄧亮認為，對於大部分老師來說，他們都很注重邊界交往，但是意外總會發生，『於是，就有聲音提出老師和學生的交往需要有學校作為「第三方」的乾預』。對此，鄧亮表示贊同，但也強調學校乾預制度設立起來有一定困難。

　　『如果制度上對老師與同學同行、吃飯等具體行為開始限制，可能會使得老師和學生交往「變味」，打擊老師教育的積極性。』

　　來自黑龍江大學社會學專業的曲文勇教授也認為，第三方的存在有必要，但『完全交給「第三方」是不現實的。』比如，老師和學生在課餘談論學術、研討項目等等，『如果都要乾涉的話，也會影響師生之間正常的交往，這也不符合高校教學的實際。』

　　『當發現老師與學生存在情感糾紛等可能存在「利益交換」「有違道德」的問題時，學校是應當出面乾預的。』曲文勇教授同時也指出，往往這種問題被發現的時候，可能就很棘手、難以解決了。

　　『所以說，老師和學生交往的邊界完全由學校這樣的第三方把控是不現實的，還是應當強調日常學習生活中師生雙方的自律。尤其是教師要注意自己跟學生傳播的內容，比如，要盡可能少地將自己的私生活，例如家庭婚姻不幸之類的內容透露給學生，私事也盡量不要麻煩學生。』曲文勇建言。記者張世光本報實習生周承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