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減負』成為會裡會外的熱門話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啟動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專項治理行動，教育部長在記者會表示將從學校、校外、考試評價、考試教學、家長和社會聯動解決。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中小學生負擔全球第一，孩子作業做不完，睡眠普遍不足，近視率、肥胖率不斷上昇。家庭的校外補習支出甚至超過房貸，成了『碎鈔機』，以至於『減負』聲音一浪又一浪。然而網絡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減負』聲音，也得到了不少家長的認同。還孩子們一個幸福快樂的童年，『減負』勢在必行，但如何讓『減負』政策得到家長和社會的認同與支持，跳出『減負』怪圈，真正把學生負擔減下來？

　　整頓校外培訓機構是『減負』的抓手事實證明，單純在學校層面、在公辦學校層面推行減負，以縮短在校時間、減少作業量為主要手段的減負，無法取得預期效果，甚至會走向『減負』的反面。『減負』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全面綜合推進。

　　在昇學競爭壓力猶在，民眾對優質教育資源愈發渴望的情況下，為了讓孩子在激烈的昇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獲得優質學校的入場券，『減負』反而會讓家長擔心學校『減負』會降低課程難度，從而降低孩子的考試競爭力，使得家長把孩子往校外培訓機構送。而校外培訓機構以提高應試成績為主要賣點，大搞超前、超綱教育，本應是學校教育補充的校外教育卻喧賓奪主，形成了對學校教育的綁架之勢。

　　再加上，公辦學校還面臨著民辦學校的競爭，在一些地方，基礎教育已經形成了『公弱民強』的局面，當公辦學校『減負』遭遇民辦學校的加強訓練，家長怎麼可能不焦慮，『減負』又怎麼可能成功？

　　『減負』行動將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是公辦學校、民辦學校、培訓機構、社會力量、家長等多方力量博弈出來的，任何針對某一方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其他力量的配合，都將面臨失敗。『減負』必須是全面減，校內要減，校外也要減；公辦學校減，民辦學校也要減；此外，『減負』還要得到家長和社會的配合。

　　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外負擔，是當前『減負』的重心，也是破解『校內減負校外增負』亂象的關鍵。 禁止超前、超綱等違反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的行為，尤其是斬斷在職教師與校外培訓機構的利益鏈，禁止課上不講課下講、課上少講課後講、將學生推向校外培訓機構的行為。通過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專項治理，構建一個健康的教育生態，把家長從校外培訓機構的『綁架』中解救出來，家長纔可以按照教育規律和孩子身心成長規律的要求，從容地為孩子選擇合適的教育。

　　『減負』不是要弱化學校教育 『減負』不是弱化學校教育，恰恰相反，必須提昇學校教育質量。『減負』之所以會遇到一部分家長的質疑和否定，在於他們擔心『減負』是把孩子推向校外，是在弱化學校教育，是政府在推卸教育責任。

　　要消除這些質疑，不能把『減負』簡單化，在校時間長短、作業數量多少、作業難度大小並不與負擔輕重對應。『減負』不是簡單地縮短在校時間，減少作業數量，降低課業難度。

　　對於弱勢家庭的孩子來說，在校時間長不僅不是負擔，反而是有利的。學校對於孩子來說是一個庇護所，由學校組織的各類課後服務，不僅可以減輕家長托管煩惱和經濟負擔，也對孩子的學習和成長更有利。

　　負擔其實是一個相對概念，真正的負擔是那些機械、生硬、簡單、重復的訓練，既枯燥又乏味。 要減下去的是這些機械單調、枯燥乏味的重復訓練，純粹為了獲得分數而進行的學習。所以，必須通過改進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變革教學組織形式，創新教學手段，合理設計學生作業內容與時間，提高作業的有效性等，減輕學生負擔，為培養和形成較高級的創造力、融合力、應變力、感知力，為孩子自由而全面的成長營造空間，讓孩子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按照自己的興趣來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

　　全面提昇學校教育質量，也是應對科技發展的要求。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的發展，對未來人纔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繼續采取應試教育模式，學生被大量簡單、重復、機械的訓練所充斥，必定難以適應未來社會的要求。 『減負』實際上就是摒棄應試教育模式，為孩子的全面發展擴充空間。

　　提昇學校教育質量，教師是關鍵。 在給孩子『減負』的同時必須意識到，解放教師，是解放學生的前提。過重的負擔會讓教師無暇了解學生，從而無法貫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將導致教師沒有時間和精力提昇專業素養、提高教學水平。為教師減負，首先要減少大量的非教學任務，諸如流於形式、重復性的和其他不必要的評估檢查，無關的會議、無實質意義的考核達標；其次是要提高學校及其教育主管部門的管理能力和水平，避免因為管理水平落後而給教師增添不必要的負擔；再次，要扭轉教育政績觀，解除懸在教師頭頂的『昇學率』和『分數』壓力，讓教師能夠靜心教學、潛心育人，關注教育的本質。

　　給孩子更多的『出路』教育是改變個人及其家庭處境，實現階層上昇中的重要通道，這也是『減負』遭遇部分家長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為孩子們提供多元的階層上昇通道，引導家長和孩子選擇高考之外的路，纔是治本之道。

　　韓國與中國同屬中華文化圈，對子女教育同樣極度重視，韓國中小學生的課外補習負擔也是聞名於世。數據顯示，2016年韓國中小學課外補習的參與率，小學生有80%，初中生有63.8%，普通高中生高達52.4%，非職業類高中高達58.8%，韓國個人投入部分幾乎跟公共教育佔一半比例。

　　韓國高中昇學率幾乎是百分之百，高等教育昇學率也在70%左右，為什麼家長仍在校外補習上如此投入？因為社會上穩定的、高收入的工作機會數量與每年的畢業生是2比63，也就是說上大學容易，但是畢業後找好工作很難，而能夠上首爾大學等好大學，找好工作就成功了一半。這樣的結果是，雖然韓國大學錄取率高，但是好大學的競爭尤其激烈。

　　為了緩解校外補習熱，緩解昇學壓力，韓國從2013年開始，實施初中自由學習制，在初一、初二的一個學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試，實施靈活彈性的教育課程，提供多種社會實踐和職業體驗，職業探索活動、學生社團活動、藝術體育活動，幫助學生探索自我，激發學習動機。

　　高中教育，則建立多樣化的高中體系，建立包括外語高中、國際高中、科學高中、藝術高中、體育高中、達人高中等多樣化的『特殊目的高中』。所有學生都能夠根據自己的特點來選擇自己適合的高中，提前明確職業方向，而不是都奔著讀大學、都去參加大學畢業後2比63的競爭。

　　韓國改革的成效我們拭目以待，但德國的經驗已經足夠說明， 提前分流有利於降低高考競爭壓力，讓學生根據自己興趣選擇人生方向。當然，中學階段的分流能否成功又取決於社會能否為每個孩子提供多元的上昇通道，讓不同的職業都足夠體面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