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像《共產黨宣言》傳播得這麼廣，影響這麼大，對推動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這麼深刻。無論從哪方面講，《共產黨宣言》都是一部無可比擬、無法替代的偉大著作。在其發表170周年時，我們學習、研究、實踐這部偉大著作，首先要堅持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共產黨宣言》。

　　一

　　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宣言》，就必須全面正確地把握《宣言》的真諦。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時候，法國和德國就有人開始傳播馬克思思想，並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本是好事，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粉絲』向自己的『偶像』致敬。但馬克思不滿意傳播者對自己觀點的闡釋，他說這可能會給他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他過多的侮辱。自那時以來，圍繞著正統和異端、真和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就一直沒有斷過。拋開別有用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外，對於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在『消滅私有制』的問題上，就存在著如何正確理解和把握的問題。《宣言》確有『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但這只是『半句話』，而非一個『整句』。在這半句話的前面，還有『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麼半句。究竟是從『什麼意義』上來說？看看這半句前面所說的就明白了：共產主義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由於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產品生產和佔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這說明，簡單地說共產黨人的理論可以概括為『消滅私有制』，其實是不准確、不完整的。因為共產黨人不是要消滅『一般的所有制』，對『個體勞動者的所有制』就不可以簡單采取『消滅』的辦法。

　　至於就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而言，也是『有條件的』。《宣言》提出的『消滅私有制』是綱領性目標，並不是立即就可以實現的。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明確指出，『不能一下子廢除私有制』，『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後來恩格斯在1874年的《流亡者文獻》、1877年的《反杜林論》等著作中，進一步闡述了消滅私有制是有條件的，是以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前提的。他說『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纔能成為可能，纔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 [2]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條件下，『階級差別的消除』，纔能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可以持續下去，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倒退。』[3]這就是說，廢除私有制，決不是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決不是不顧客觀條件而隨心所欲就可以實現的。20世紀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犯過的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一味追求生產關系『一大二公』的失誤及教訓，從反面證明了恩格斯這些思想是正確的。

　　二

　　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宣言》，就必須堅持『發展』的觀點，而不能教條僵化地對待它。

　　《宣言》發表25年後，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他們接著又指出，《宣言》所說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今天來寫，『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此外，『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4]可見，盡管《宣言》是偉大的經典著作，但對它也要與時俱進、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即使是對其中『完全正確的一般原理』 ，在實際運用時也『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是不可以教條僵化、照抄照搬的。

　　盡人皆知，《宣言》曾莊嚴向世界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兩個必然』的重要思想。十一年之後，即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兩個決不會』的思想。這就是：『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5] 『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被學界公認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缺一不可的。三十多年之後，即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承認，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1848年那個年代，『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6]恩格斯這種坦誠態度多麼令人敬佩。這表明與時俱進、不斷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

　　三

　　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宣言》，就必須將其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堅持靠『全面的實踐』來檢驗和發展理論。

　　早在1918年列寧在全俄蘇維埃五大上就宣布了『對俄國來說，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7]國際共運一百多年來，特別是十月革命70年來、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從正反兩方面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經驗，是很值得分析研究認真總結的。

　　一百多年來共產黨人的經驗教訓究竟是什麼？鄧小平曾指出，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理論問題，並且說蘇聯搞了許多年，也並沒有搞清楚。很顯然，這是國際共運中帶共同性的一個經驗教訓。

　　在這個問題上，胡喬木同志1990年曾做過一個概括，提出過一個說法。他說共產黨人一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十多年時間內對『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認識已有很大進步。他說『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或者說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現在也沒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進步。』他所說的『進步』指的是這樣的情況：斯大林、毛澤東、赫魯曉夫等人當年都曾將『向共產主義過渡』作為『當前必須解決至少必須和可能立即准備解決的任務』來對待的；而現在我們已認識到社會主義要經歷很長的歷史時期，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間『由短變長』了，達到共產主義目標的時間『由近變遠』了，對社會主義標准的要求『由高變低』了(由不承認商品經濟到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追求單一公有制到承認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對按勞分配的認識也『再三改變』 (由批其是『資產階級法權』轉到承認其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再到同時承認『非按勞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8]這些看起來是『倒退』的事情，其實是認識上真正的『進步』。總之，正確認識需要在實踐中經過多次反復，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

　　胡喬木同志的這一概括，說明世界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經驗教訓，是『急於消滅私有制』，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中國近40年來發展之所以這麼快，恰恰是與之相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徹底扭轉了『左』的指導思想，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本質上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國相當長時間屬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今天中國的這種社會主義，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表現在『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這是借鑒列寧新經濟政策思路的結果，也是以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為依據的。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指出，『「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幸福」，這種議論是不正確的』[9] 。從資本主義走上接近共產主義的社會需要有『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渡』，『資本主義社會愈不發達，所需要的過渡時間愈長』。 [10]毛澤東不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而且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又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說：『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太早了』，『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中國『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中國要幾十年纔能將窮鬼送走』，等等。[11]雖然1957年之後，毛澤東偏向『左』轉，這些寶貴的思想沒有堅持下來，成為『曇花一現』，但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吸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認識到社會主義的長期曲折性，決不應也不能動搖我們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信念。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是決不可動搖的。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長期曲折性，應當更加堅定我們的信念，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子子孫孫地奮斗下去。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更接近實際，實現共產主義的時間變長了，離共產主義似乎更遠了，但由於更符合客觀實際、客觀規律，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得更快了，事實上更有利於遠大理想的實現。近四十年的發展變化，使中國人民擺脫貧困過上溫飽的日子，生活更幸福了。這些舉世矚目的事實，證明中國離共產主義是更近而決不是更遠了。中國人實現理想的信心空前增強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 『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

　　四

　　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宣言》，就必須將『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不能離開發展講堅持。

　　最近，習近平同志強調，『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參天大樹之根本，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不斷奮進的萬裡長河之泉源。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習近平在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強調要『發展馬克思主義』。他提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並且要『鍥而不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的。

　　據延安時期的老同志講，毛澤東說過：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馬克思一樣，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纔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裡所說的『超過馬克思』，不是說在人品和學識上都強於馬克思，而是說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能夠解決馬克思沒有遇到過和解決過的問題。毛澤東、鄧小平都是這麼做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繼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的。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就在於它是永不僵化、永不停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理論。因此，堅持與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也就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

　　五

　　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宣言》，就必須堅持唯物史觀，堅持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統一，從經濟政治多重角度綜合考慮各種現實問題。

　　在關系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問題上，現在存在一種值得重視的傾向，即更看重所謂『經濟決定性』，而不是黨的領導等上層建築方面的關鍵性因素。這就需要重新領會恩格斯的這一思想：『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 [12]恩格斯在這裡強調，經濟狀況是基礎，但經濟因素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必須重視『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是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必須十分重視的問題。

　　在如何看待和對待『三資企業』和『私營經濟』的問題上，就存在這樣的『立場和角度』問題。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面對『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多了』等議論，就既從經濟又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他說，『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 「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因此，他主張膽子再大一點，『不要怕』、『我們有優勢』，『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裡』， 『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他還提出『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准，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於是姓『資』姓『社』的爭論很快就平息了，隨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現了繁榮昌盛的新局面。實踐證明，鄧小平的思想和決策是正確的，否則就沒有中國今天的形勢和局面。

　　現在面臨新形勢、新態勢，老問題又以新形式出現了。目前國有經濟雖然在控制力、影響力方面是佔主導地位的，但非公有制經濟在數量、體量上已大幅增長。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極端化的議論，有的說『中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同時，在一些非公有制經濟的人士當中產生了一種『不安』的情緒，有的甚至謀劃資金外移。

　　盡管社會上有種種不同的議論，但黨中央在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問題上的立場是堅定的、態度是明確的。2016年春天，習近平同志在政協會議上重申『兩個毫不動搖』和『三個沒有改變』，並強調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 『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14]。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支持公有制經濟做優做強做大，又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用簡單明確的語言來概括，就是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在當前情況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就意味著既不搞『私有化』，也不搞『單一公有制』，這實際上是堅持『兩條腿』走路。這意味著我們既要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又要積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做精做細做活民營經濟；使『兩條腿』同等強壯、使兩類經濟、兩類企業都能健康成長。這種『兩條腿』的體制，從總體上講，既不同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公有制經濟的一條腿』，也不同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下主要基於『私有經濟的一條腿』，其優勢是明顯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

　　私有經濟的發展是否會導致黨變質國變色，這是一些人擔心的。應當說，黨是否變質、國是否變色，歸根結底在共產黨自身，關鍵在從嚴治黨，非公有制經濟再怎麼強勢也是外在條件，不起決定性作用。有人把蘇聯消亡的教訓歸咎於『私有化』這其實是誤解，蘇聯消亡是黨變質丟失政權在先，隨後纔是『私有化』等國家變色。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早已重視並采取了對策，十九大的態度更堅定明確，只要落實執行，保證黨不變質、國不變色是沒問題的。目前中國雖有資本主義因素，但總體而言是社會主義，而決不是資本主義。

　　當然，也不能輕視私營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把建立『新型的政商關系』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黨政乾部既要密切與私營企業間的關系，又要在資本和權力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要按照習近平同志的要求建立『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親』就是黨政部門和民營企業之間是合作、幫助、服務的關系，『清』就是劃清資本和權力的界限，遵紀守法辦企業，不能通過權錢交易介入政治權力。同時要推動非公經濟人士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15]

　　中國共產黨人遇到並解決的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從未遇到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僅創造性地解決了，並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這是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我們要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創新，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讓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聯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12-513頁

　　[7] 《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頁

　　[8] 《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65-666頁。

　　[9] 《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17頁

　　[10] 《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83頁

　　[1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頁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

　　[14]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260頁。

　　[1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