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新常態

　　2017年的795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中，520萬人投了10份以上的簡歷纔找到工作。其中80萬人的簡歷，出現在50多家公司的郵箱。

　　和父輩不同，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將畢業後的工作視作穩定的開始，唯一的歸宿。求職更像是『嘗試』。調查顯示，62%的2017級應屆畢業生認定自己需要『先就業，再擇業』。六成以上90後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滿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會另謀高就。

　　跳與不跳都值得懮慮。知乎上，一位兩年換了5份工作的年輕人擔心地問，自身是不是存在問題。右側的關聯問題裡，一位28歲的青年懷疑：『我畢業6年還沒換工作，是不是不求上進？』

　　專家預見，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社會將持續感受類似衝擊帶來的活力與陣痛。阿裡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對手下的年輕人說：『早晚會有這麼一天，外面的阿裡人比公司裡的多。』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則稱，盛大離職員工推薦的項目和人纔，公司應該優先考慮。

　　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學畢業兩年的經歷，收獲了年輕人羡慕的眼光。可她的母親投來了大大的白眼，『這沒什麼好的。這麼大時，我都懷上你了。』

　　『在我的想象裡，生活不應該是這樣』

　　從廣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後，趙旭拒絕去小城市，而是留在當地一家老企業。在公司，擔任數據分析員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兩三個小時，其他時間都在淘寶、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語『要不要學點啥』，一秒後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計學不會。』還有人適時補刀，『學啥啊，我來了5年，不還是乾這些事？』

　　她懷疑這份安穩的工作，『留在廣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養老，我為什麼不回家？』

　　不久，她選擇了裸辭。重新求職時，面試官提出分享上份職位的收獲，她乏善可陳。對方問她數據行業最新的動態，她張口結舌，憋不出話。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會招聘有著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個應屆生。』

　　『僥幸』擠進互聯網公司後，她發現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午飯時嚼著外賣探討業務問題。報到第一天，主管告訴她：『晚上7點開會。』

　　趙旭終於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機』。她一個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專業知識全記了起來。每個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覺充實，『把第一年虛度的時間全補回來！』

　　和趙旭一樣，向更大的城市流動，是不少年輕人畢業後的選擇。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7億，相當於中國每六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依舊是最吸引年輕人的都市，74.7%的流動人口集中匯入東部。這其中，90後所佔比例逐年上昇。

　　無論是前往大城市打拼，還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輕人都在社交平臺上傾訴著各自的煩惱。有人為了北京的戶口，毅然進了機關，現在覺得朝九晚五的工作『無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媽用『買車買房』誘惑回了家鄉，如今哀嘆『夢想去哪了』。還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兩年，開始哭訴『還沒買房就先累死嘍』。

　　智聯招聘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畢業後，感覺期望值和現實落差太大，還有近兩成的人發現，自己對職場根本不夠了解。

　　距廣州106公裡遠的深圳，另一個女孩將自己的這些困惑告訴父母時，母親在電話裡批評她：『你為什麼這麼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應該先把問題考慮好，這麼快就換怎麼行？』

　　她覺得委屈，不親身體驗，很難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師事務所聘書時，她歡呼雀躍，覺得自己從小的律師夢終於實現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無休的工作。

　　接下來的三個月，『兩個月都在出差』，時常凌晨一點纔趕回深圳。領導總是周末來電，突然通知開會。和朋友約好周五晚上看電影，臨下班前，客戶一個電話打來就要加班，她只能給朋友發一個表示歉意的紅包，說自己去不了。

　　工作了大約100天，她徹底崩潰了。一天晚上，她陪著客戶開會到凌晨3點。談判桌上，客戶和對手大吵大嚷，負責記錄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紅。她看到自己的領導拼命按著太陽穴，還時不時對客戶擠出職業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裡，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啊。』

　　她辭職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國家職業指導師李家華認為，工作並沒有變得更難，年輕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質很豐富。他們的父輩會為了養家糊口忍受工作，而這代年輕人更看重感覺和興趣。他們沒有太多顧慮，有條件勇敢地辭職。』

　　『工作了，纔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徐曦在香港確定第一份工作時，父親從上海的家中打來電話：『好好乾，爭取穩定下來。』

　　電話裡，她內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頂尖大學，她花五年時間修完了社會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可她的專業很難在香港找到稱心的工作。

　　為了居留權，家裡幫她找了一份豪華酒店的前臺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時，『做和5年專業學習毫無關聯的工作』。同事進修的大多是兩年的酒店管理專業。她們能熟練地操作復雜的房務系統，用小本子記好每一個客人的需求。徐曦總是出錯，收錯了錢不敢承認，值班時要他人插手幫忙。被醉酒的顧客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主管委婉地說：『你學東西有些慢。』

　　3個月後返校參加畢業典禮，徐曦因為晝夜顛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學好奇地問她在做什麼，她扭扭捏捏，『酒店營銷。』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流動時長為4.4年。畢業四五年後，多數年輕人將走向安家落戶，或是選擇離開的十字路口。

　　徐曦開始衡量，自己的選擇是否值得。當年的大學好友基本回了大陸，香港本地朋友總隔層紗，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館吃碗面，有時因為工資低，只能點最便宜的。

　　父親在電話裡和她嘆氣：『不管在香港還是回上海，我們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來吧。』

　　專家李家華發現，和20年前不同，現在人們不再把頻繁更換工作，甚至跨越行業、城市當成丟人的事兒。這表示國內職場日趨成熟，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新常態』。

　　『年輕人離職率高是全世界的趨勢。美國人一生平均換7.5次工作。』李家華說，從經濟角度上講，第三產業佔主導的發達國家，工作靈活多變，跳槽機會多是發展的標志。從個人發展角度去理解，『人們每個階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終的工作能涵蓋的了。』

　　一位和徐曦、趙旭同年畢業的女孩覺得，換工作是個無所謂的事兒，因為『工作機會到處是，不難找』。第一份工作離職時，恰巧是春節，她獨自一人去拉薩過了年。在旅店灑滿陽光的屋頂上，她拿手機發了幾個微信，投了幾份簡歷，很快就收到了『年後面談』的回復。

　　趙旭又動了換工作的念頭。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鮮勁兒過去，她開始在周末加班時，羡慕朋友圈裡的那些『陽光和大海』。領導確實充滿活力，卻也『全是套路』。『每次說一堆體己話，灌雞湯，但最後一定有句「雖然累，這個還是要完成」等著你。』

　　加班似乎沒有盡頭，她開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態化通宵，替領導草擬周一的周報，她時常邊哭邊整理文檔，在大學宿捨群『求安慰』，然後順手寫個辭職報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辭職報告刪了，抹把臉去上班，多擦點粉底，『開始新的循環。』

　　趙旭暫時沒辭職，她每天瀏覽手機裡的求職軟件，打算看准機會就離開。至於新工作，『不能太閑，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適中。』

　　這是個挺難實現的目標——在中國，80後和90後佔據了加班總人數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北京、深圳和廣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點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實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難。那就一直換，換到滿意為止。畢竟，工作了，纔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趙旭說。

　　有句話，趙旭從沒和領導坦白：『工作是沒變，可我對生活的認識又變了啊。』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趙旭糾結的5個月裡，同年畢業的王銳已經換了3份工作，從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兩份工作的理由簡單且一致，『他們居然敢罵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從事美食品牌營銷的創業公司，他的主管是個20多歲的女孩。主管讓他為一場線下活動准備物料。王銳不接受，『我的任務是線上運營。』主管當著幾個女同事的面斥責他，譏諷他『眼高手低』『沒擔當』。

　　王銳很惱火，『她就比我大兩歲，憑什麼？』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換了工作去天津，王銳找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運動器材生產廠家。工資只有六七千元，還沒上份高，可頭銜是『營銷總監』，一個人負責品牌營銷，直接對老板負責，這讓他很受用。剛入職時，老板和王銳吃飯、聊天，談『宏大的商業藍圖』，王銳覺得，感覺對了。

　　可工作出了問題，老板拍桌子、摔手機，清晨5點打電話讓他到辦公室檢討。王銳覺得雲裡霧裡，『你頭一天還拿我當哥們，第二天就罵我？』

　　歷經了一次兩小時的訓斥後，王銳提出了這個疑問。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頓地說：『你要不挨著，要不就滾。』王銳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辭呈。

　　知道了王銳的近況，他的大學同學林沐笑個不停：『這就辭職了？單位裡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領導罵人的問題。』

　　林沐畢業後去東北某省會的市電視臺當記者，簽勞務合同好一通折騰：黨委負責人告訴他找勞務派遣公司，後者把他踢給臺裡的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又說『這事兒該由你們制片人解決』，制片人剛開始說即刻處理，過了幾天又說這事兒歸頻道總監管。

　　半年之後，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歸來，制片人突然笑著通知他工作調動，從時政要聞調崗去民生新聞，理由是『年輕人去每個部門都歷練一下』，林沐也覺得在理。直到有一天，關系不錯的同事告訴他，林沐抱怨時政要聞無聊，每天盯著拍領導的話傳到了制片人耳朵裡，惹得制片人發了很大的火，還敲打其他記者，『不想乾就別乾。』

　　李家華覺得，這一代年輕人初入職場，適應不了人際關系有著必然原因。中國自古是農業社會，講究『穩定』，建國後搞計劃經濟，強調的是『服從』。老一輩人習慣了條條框框，可市場經濟養大的這批孩子，大部分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集體生活的經歷也少，『有個性，不在乎規矩。』

　　他做過一項調研，發現75%的年輕人換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處理不來人際關系』。這其中，有的可以歸咎於職場環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輕人確實不成熟，『需要學校和單位做情感引導、職業教育。』

　　不少僱主同樣頭疼。相熟的企業家和李家華抱怨，批評了新員工幾句，人家當場摔門走了，『再也沒出現過。』

　　李家華試著從年輕人的角度解釋：『過去都用科層制做企業，管得越嚴越好。現在互聯網化，你得學會平等。』企業家頗為不屑：『我花錢養的員工，都不能說兩句？』

　　離開天津那天，老板來給王銳送行，多塞給他一個月工資，請他吃了飯，兩人聊得很開心。老板說：『就這麼走了，不覺得可惜？』王銳覺得，曾經失去的尊重感又回來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