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如何破解未成年人保護『責任稀釋困境』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團中央權益部副部長姚建龍拿出一組『1990以來中國的犯罪與青少年犯罪狀況』數據娓娓道來:『盡管未成年人犯罪在整個刑事犯罪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目前不到3%,但是這並不能得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狀況已經根本好轉的結論。』
他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比重下降有一個客觀原因是:刑事犯罪總量的大幅度上昇,衝淡了未成年人犯罪所佔的比重。從未成年人犯罪絕對數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數與1990年基本持平,均為四萬餘人。應當說,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絕對人數能夠與1990年總體保持平衡,沒有大幅度增長,充分說明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成效顯著,但也說明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狀況還沒有根本好轉,此項工作還需要繼續努力。
『逗鼠困境』和『養豬困境』折射立法不足
青少年司法領域遇到了什麼問題?姚建龍打了一個比喻:對『生了病』的孩子仍然是在普通醫院用成年人的藥物進行治療,這是讓人痛心的現象。
實際上,盡管我國已經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兩部基於治理青少年違法犯罪目的的核心法典,但卻仍然在適用和成年人一樣的《刑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以刑罰和行政處罰措施為中心,來『處罰』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著實讓姚建龍感到費解。
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上,我國探索了法律援助、社會調查、犯罪記錄封存、法定代理人與合適成年人到場等特殊程序,並且在2012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增設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
在姚建龍看來,一個未能改變和突破的現實是,這些專門的少年司法機構,仍然設置於普通刑事司法體系下。《刑法》基本上沒有根據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相應的改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的結果只能和成年人一樣面對『刑罰』。值得注意的是,缺乏『以教代刑』的中間措施和環節——『保護處分』措施。
其結果是,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處以刑罰『一罰了之』,要麼『一放了之』。
他觀察到,相關法律規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新《刑事訴訟法》也增設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但是絕大多數進入司法程序的涉罪未成年人,在經過一系列『溫情』的『特別程序』後,最終仍只能被處以和成年人一樣的『刑罰』,他又打了一個比喻:『這和小貓逗完老鼠後仍一口吞掉沒什麼區別。』他把這種狀況比喻為『逗鼠困境』。
他用一組數據進行說明,2004~2009年,未成年人被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例為10.15%,到2014年這一比例僅為7.31%,約93%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均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
『如果有完善的以教代刑措施——保護處分措施,可以說大部分觸犯刑法的未成年犯其實並不需要判處刑罰。』他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觸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被從刑事司法體系『分流』了出去。問題就在於,這些孩子卻並無法定的以教代刑措施,缺乏完善和有效的乾預措施。
『其結果是只能陷入「養大了再打」「養肥了再殺」的困境。』姚建龍提出警告,一些惡性犯罪人均有未成年時期罪錯行為,卻沒有得到有效乾預,這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不滿和擔懮。
他特別舉例指出,校園欺凌問題近年來引起廣泛關注,但由於其實施者多是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或者欺凌後果難以達到刑事犯罪『量』的要求,因而往往難以按照公眾的期待給予刑罰懲罰。這種落差正在引起公眾的強烈不滿,也成為近年來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呼聲再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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